文研十年

1. 系的十年不長，人的十年不短。這十年說難不難，說易呢，又未免太對不起自己的刻苦和憂鬱了。文化研究於我如轟烈愛情，曾愛至死去活來，也曾恨得入骨蝕髓。事後回味總是寬容的，當青春烈焰燒剩灰爐，我還是慶幸有這樣的一個十年，微小的波瀾，像小青苔在我的思想裡黏著，摸它一把，尚算有點質感。

2. 《文化本是平常事》是本科畢業生雜文，像小學的記念冊。人大了，不寫金句，只寫生活的苦。取書後我馬上翻閱，苦澀之味淡然輕撲。我看到不少曾經熟悉的名字，有些人連樣子也想不起來了，很好，這是成長的小遺憾。至於我的文章呢？到底是死性難改，把自己讀理論讀壞腦的習氣臭罵一頓。

3. 我說那是自己的叛逆性，別人都是改寫自己的碩博畢業論文，而我偏偏把昨日的我棄如敝屣，硬要編輯容我另寫一篇。《感／觀日常》收了我寫也斯及其文化理論的新論文，題為〈香港文藝場域的文化邏輯——以也斯為例〉，自忖寫得有點不慚，這可不壞，那是書寫者應有的志氣。但最奇怪的是文中的「我」都忽然變成「筆者」，我向編輯查問，編輯抓爆了頭也不明所以。向來恨透「筆者」一詞，寧可把所有以「我」為主語的句子都改為被動式，也不要寫這種懷鬼中文。我不是筆，這次卻陰差陽錯被物化了。

4. 昨晚是新書發佈暨學系十周年晚宴。一晚之內遇見了不少故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著，感覺很好。都說這十年不易過，這些朋友都曾替我的生活添過一筆，哪怕只是雪泥鴻爪，我還是要把他／她們銘記在心。

5. 兩本書都很好看。說真的。

2014.6.14

《文化本是平常事》（Kubrick，2014）
《感／觀日常：跨文化研究讀本》（進一步，2014）

黑衣、鴉片與簽名

關於黑衣和鴉片，我想起一個故事。

異見作家余杰曾經討論過一個捷克式選擇：我們選擇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昆德拉寫過一個醫生，雖然他反對專制，卻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聲明中簽名。醫生的理由是反魯迅式的，他認為思想不能救人，但作為醫生，他確實救過幾個人。哈維爾則親身體驗了這項抉擇。他對「簽名」這行為毫無保留，理由是：簽名體現了知識份子氣節，也是對獄中政治犯的精神支持。我們的異見作家說，這是一個「智慧」與「心靈」的選擇，中國人偏愛前者，而他則是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

我對余杰沒有好感，有時他站的道德之地太高了，高處寒風大，自然吹昏了他發達的知識份子腦袋。為何不可同情昆德拉呢？昆德拉沒有背棄良知，他只是拒絕別人硬加上來的道德。當有人帶上光環，背著荊棘，拿著一份簽滿名字的聲明來到我面前，我可能不是看到一份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是一把刀，架在我的良心上。不簽，良心便被割一下，再不簽，又一下。我的良心將會被宣判沾污。而我只可選擇沉默，我逃避的，不是責任，而是庸俗。這是昆德拉說的話。

但現在呢？昆德拉依然有罪，卻不及哈維爾罪孽深重。他現在的罪名是：販賣鴉片。

只有人才會有罪，鴉片不會。在古代，鴉片是常用的麻醉藥。例如我不幸給人當街斬了六刀，生命懸於一線，你告訴我：鴉片令人麻木，有害的，別抽。你要我勇敢地忍著痛楚，鐵著心，堅著志，手術馬上就會完了。結果呢？我沒失血過多而死，也痛得氣絕身亡了。這才叫做 They can kill us all ，而你卻沒救過一個人。

我們常說，離地者，不懂人間疾苦，不知人性兇險，還假惺惺在問：何不食肉糜？離地者冷漠愚昩，是沒有同理心，沒認清當權者的惡，沒看透受壓迫者的痛。一個溫和的新聞工作者血泊街頭，到底有多痛？我不是問他有多痛，而是我和你到底有多痛。我嗅到的血腥味是在文字和圖片裡，那時雙腿還暖在被窩裡。我不痛。我又怎會痛呢？我跟他沒親，我沒讀過他多少文字。我又怎會痛呢？因為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誰幹的，天網恢恢，為何幹，大家心照。我還要耐著心性去慨嘆我城已死，蝗禍連年嗎？不早就是常識了吧？

衣櫃裡沒有黑衣。煙槍裡沒有鴉片。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果你口中總是掛著良知公義，總會相信人性本善吧？ 反正我就信了。所以鴉片還是不抽白不抽，那不是井，而是血。

當然了，誰都有自己抽煙的手勢：痛哭流涕，高聲指罵，冷嘲熱諷，都是在鍵盤上的英勇也好，或者是殺入西環的壯烈也好，又或是沉默下來，如常生活也好，那些選擇，都非關大是大非。哈維爾從來不罵昆德拉，罵人的，向來只有指指點點的旁人。

人最害怕的，不是強權，不是不義，而是異鄉人的情緒。有天我去到異鄉，那裡的人都興高采烈，似在慶祝什麼的，而我卻無法投入，不在狀態，即使站在慶台之上，聽著炮竹喧鬧，還是愁苦著臉，如奔喪樣。沒有人怪我格格不入，他們只怪我否定他們的情緒，說他們的快樂，是建築在害人的鴉片之上。

有人開始說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了。這個城市有人仍然興高采烈，更多人卻是愁雲慘霧。我不愁，我愁的是別人的愁，居然給其他人嘲諷了。誰沒有嘲諷別人的權利？人所不能的，是將自己的冷漠強加於別人。昆德拉也不罵哈維爾，相反，他尊重他，也承認他們有權選擇自己保持激情，還是保持冷漠。當一個人發現，在這個充滿激情和傷痛的時勢裡，只有自己是冷漠，他可以拒絕簽名，緊閉衣櫃，扔掉煙槍，卻最好不要嘲諷正在抽鴉片療傷的人。那泊鮮血，不是史前的紅旗和坦克，也不是遠方的黑獄和窗花，而是他們的老師，他們的朋友，一個跟他們同困愁城的人。而且那不過半天之前的血案。

我只是傷心時才抽一口文青的煙，而有人卻是抽煙如抽水一般兇狠，抽得心也麻得發黑了。

(按：此文原刊於「主場新聞」。劉進圖被襲後，網絡上出現一些小譟動，此文是回應。)

古兆申的雙程路

有時我懷疑冷戰結構是假的，左與右不過是方便大家想像歷史的說法。不錯的，意識形態是一條光譜，而我們都是在混濁的雜色中緩緩前行，於是所謂六、七十年代的火紅光烈，不過是歷史事件曝光過度的結果，有好一些人，他們當中不乏胸懷大志者，從不站在歷史的亮端，偏偏蟄伏在時空的拐角裡，左顧右盼，都是為了把世態看得更加真切。

比如說古兆申吧。《雙程路》是一部訪談錄，這種文體有著歷史的粗糙感和原始感。在那個年代，文化人好像什麼都懂，也好像什麼都做，有人說過那一代香港人得天獨厚，因為「前面無人」。而古兆申能詩能文，懂藝術，有政治視野，也具文化胸襟，編過中國新詩選，辦過《盤古》和《文美》，迷過毛澤東，去過愛荷華，更到過保釣現場，也曾遠走他鄉。但這似乎都說明不了他是什麼天之驕子。那一代文化人，彷彿都是神話，也彷彿都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一代神話化，但這不恰恰是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嗎？又或者說，這大概是那十多二十年最迷人的地方吧？

我一開始就知道，我只會選讀書裡的某些段落。曾聽說那一代香港文化人都是潛在的國粹派，他們擁抱中華文化，毫不猶疑，也毫無矯飾，問題只是光譜如何切割。古兆申的意識形態不徹底，正是因為他的思想多變駁雜。小思說「雙程路」之意，有東有西，既來且往，我想像，是故在那轟轟烈烈的歲月裡，冷戰二元才是迷思，反而意識形態的猶疑擺度方是時代精神的明細。古兆申說他曾經右過，也曾經左過，底子裡卻始終是自由派批判派，他和他的夥伴——也包括小思在內——每一個人都是一條思想軌跡，交纏一起，就像一條粗大的光纖線，記錄了那個時代沒有被記錄下來的精神生活。

香港之可恨，也在於歷史總是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之下被記錄下來。我把書裡關於六、七十年代的事跡通讀一遍，便放下了書。古兆申後來的事，說崑曲，不是我這年紀所能體會，說文化回歸，也隱然感到一份令人錯愕的脫節。但讀這種史書之好，正在於能從頭體認香港文化的斷層，從而知道我們的思維到底從何而來。

這叫做知識考古之必要。

2013.05.05

《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牛津，2010）

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這本書有一種完全符合「可讀性高」這一原則的敘事風格：報導深入詳盡，故事說得動聽，而更重要的，就是翻出一些不被日常媒體注意的聲音。我一直懷疑，在當代中國裡，這類聲音之多，不借助像本書作者強森這類西方中國通記者的筆，是無法有一個較清晰的圖像。書裡的故事只有三個，一個是中國農民集體狀告地方政府苛徵濫稅，一個是北京百姓起訴市政府強拆四合院，再一個是法輪功修煉者甘冒殺身之險上訪申冤。本來這類關於中國如何腐敗、人民如何悲慘的故事，頂多只夠寫數千字篇幅，便登到報紙雜誌裡的專題報導裡去，而我們也早聽慣聽膩，懶得再深究細節。好在西方記者總是沒我們那麼設身處地，他們更不急於去證明中國體制是否已無藥可救，所以才有心機挖深故事裡早被忽視的細節，然後把幾千字擴寫成一本書。書中娓娓道來和懸擱價值判斷是它的優點，或者有人會把這種寫法說成是報告文學的一種，而我想西方記者的筆並沒有那種濫情，平衡了報導、評論、和以說故事代替抒情這三方面，實在比某些中國式報告文學可讀太多了。

書的譯名是亮點。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多虧這位用心的譯者居然想到了「緩慢革命」這一提法。千萬別以為只有犯法才算革命，依法的人就不搞革命，當代中國最荒謬的地方不是有太多不合法的事，而是執法者有法不依，但百姓卻依然相信法律。在農民苛稅，強拆胡同和鎮壓法輪功這三件事上，受害的人民的抗爭方法都是一樣，就是老老實實地學習法律，老老實實地上訪北京控告政府，然後老老實實地被地方政府以維穩之名剝削打壓。這三個故事之所以驚心動魄，不是因為政府腐敗，而是底層中國人民對法律的偏執和堅持，原來已漸漸成為巨大的革命力量。中國人向來討厭政治，卻十分關心法律，當政治一步一步摧殘百姓的生活，他們也寧可不選擇暴力抗爭，而是堅決地以法律作為申張權利的工具。維權和維穩果然是活寶一對，它揭露了中國體制內部的緊張狀態，而這絕對不是中共行將崩壞的先兆，而僅僅道出了一個政治革命的緩慢版本——「改變」在社會底層發生，從來都是這樣。

2013.01.10

 

《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八旗文化，2012）

Do you hear Les Misérables sing?

妻說電影比音樂劇好，因為她知道了更多的故事細節。我懷疑很多人初看《孤星淚》音樂劇時都有相同的經驗：對那些動聽的歌很有把握，對故事細節卻不大肯定。我知道的第一首《孤星淚》歌曲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認知經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卻造就了我那年在倫敦某劇院的山頂上俯視著那個街壘佈景的頂部時，一直留意著歌幾時才會唱。音樂劇的結構總是工整的，歌最後在中場前和最後出現，當群眾高舉自由旗幟，豪情放歌，壯闊波瀾的崇高感很輕易就敲碎了觀眾保持冷靜的最後防線，讓我們這類幸福安逸的現代人，經歷一下革命的浩瀚。我問妻，電影裡的歌你喜歡哪首？她想了一下便說是”I dreamed a dream”，還有”Castle on a cloud”。我即時便想起了演Fantine和Cosette的演員的臉部特寫，感性得不行，很合妻的脾性。可我居然念念不忘那年初看音樂劇時的詫異：那街壘佈景依然宏偉，那一堆革命意象濃郁的歌曲卻比我一向滿以為的單薄得多。於是我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個”Who am I”的音樂會版本，很久以前也曾經分享過。

所以說知道故事細節是很重要的。我唯一一次讀完雨果的《悲慘世界》，是在我第二次看音樂劇之前。那時我才注意到主角並不是革命或孤星，而是一個名叫Jean Valjean的角色。說一句悄皮話，讀《悲慘世界》的過程很悲慘，但這又是我怪癖地好讀長篇小說的徵兆。小說中幾乎只有Jean Valjean才是立體的角色，其他的即使刻劃細緻，也只能算是典型類。而我終於再一次念念不忘小說裡的一個小情節：主教把銀燭台送給剛從他家裡偷了東西的Valjean，然後跟他說：「我的兄弟，從今後，您不再屬於惡，而是屬於善了。」我告訴妻，Les Misérables應是一個關於贖罪的故事，卻沒有告訴她，我差點因為在電影裡再看到這個情節而哭，即使電影處理得有點懶惰。幸好我還有那本一千五百多頁的簡體版譯本，和第二次在倫敦某劇院聽到演員高唱：「Who am I? 24601!」之後，在前台所買的原聲碟。那個囚犯編號確實好嚼，誰會用一千五百多頁來寫一個人如何擺脫一個編號的故事？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大概只有雨果才那麼悲天憫人。

2012.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