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殖民主義問題化——讀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有一種姑且稱之為「庸俗文化研究」（vulgar cultural studies）的思考方法是這樣的：相信徹底的相對主義，拒絕接受任何本質性的說法。要批評這種思維其實十分容易，只要一句「虛無」就足夠了，不用太多論證。但我要批評的倒不是這種「庸俗文化研究」，而是把一切「文化研究」拒斥為庸俗、不接地氣的刻版印象。文化研究從沒說過要拒絕本質，它通常會說，要把任何本質之說問題化（problematize），即是將我們都習以為常且覺得無可爭議的「答案」，重新放回問題欄上。尤其是對於一些看似簡單、實際上內容含量很高的概念，比如說「國族主義」、「本土意識」或「解殖」這些已聽得膩了的說法，文化研究特別感興趣。

跟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共謀

在新近出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裏，作者羅永生就清楚示範了文化研究是如何把「殖民主義」這一概念問題化。香港的殖民故事有兩個最為常見的樣版，一是把香港描述為一個資本主義的成功範例，二是將香港視作一段喪權辱國的中國歷史。但羅永生卻認為，僅僅指出這些故事食古不化是不夠的，他堅持，必須回到香港歷史脈絡，分析殖民權力在不同語境中的具體運作邏輯，方能看到更整全的香港殖民故事。

一些社會學研究會說，英國對香港殖民管治並非從上而下，而是透過跟華人精英的合作而完成「間接統治」的殖民模式。羅永生則指出，華人精英卻不是一面倒向殖民者靠攏，而是在按中國時局發展而進行自我調節，他們一方面認同英殖民者的現代管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希望借香港的地緣優勢左右中國政治變革的方向。然而，能把他們對中國政局的承擔簡單地看成是一種愛國主義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僅僅是一項國族想像，當中已牽涉到大量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角力和調和。

例如何啟，他既熱中於推動中國政治改革，也曾在經濟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但他卻一直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又例如一群在二三十年代南來香港的華人知識分子，他們大規範從華北輸入了自民國以後才逐漸形成的現代國族主義，因而壓抑了香港華人社區中的華南地方主義；至於在冷戰時期滯留香港的新儒家知識分子，亦借香港在全球冷戰格局中的特殊戰略位置，發展出一套離散國族主義的海外華人想像。因此，羅永生所闡述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既包含了政治權力機關的實質操作，也帶有意識形態建構和話語權爭奪成分，兩者共同構成香港殖民邏輯的複雜面貌。

原英文版中的「collaborativecolonialism」過去被譯作「勾結式殖民主義」，我便曾經指出，中文裏的「勾結」一詞比較接近「背叛」和「出賣」之意，大有國族中心主義的論調，但在羅永生的用法裏， 「collaboration」一詞卻是強調香港華人怎樣透過跟殖民上層建築和持續演化的中國國族想像產生互動，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港式文化身分認同。可見他本來就要是質疑本質化的國家身分想象，把「collaboration」譯作「勾結」，不算準確。如今中譯本中輔加了「共謀」一語，雖未能完全消除中心論的餘韻，但亦足表達「互動」這重意思。

將香港主體也問題化

香港文化研究誕生於對後殖民理論的商榷和改造上。「邊緣」、「混雜」和「夾縫」一度是香港文化身分的關鍵詞，這套思路主要挪用了某些經典後殖民理論的說法，將香港塑造成一種既非中國、亦非英國的第三種身分。那沒錯是超越了舊有的香港故事樣版，但卻仍需製造「國家」與「殖民者」這兩個本質化的他者，再藉否定他者來定義自己。羅永生則暫時懸擱了純粹的理論思辯，試圖以各種香港殖民史實，論證這種將「中華性」和「殖民性」這兩個他者本質化的話語建構方式，在香港殖民史上反而不是常態。而所謂香港的「居間性」（in-between-ness），委實不是被動地擠在「夾縫」裏而無法逃脫，而是游刃於「中華性」和「殖民性」之間左穿右插，編織成變動不居的文化身分網絡。

如此說來，羅永生把香港的主體性也問題化了。在字裏行間，他似乎甚至要指出，香港一直無法建立更臻成熟的主體性，也正是根源於這種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關係。例如二十世紀初的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始終熱中於調合被殖民者和中華國族主義的雙重身分，而錯過了在國民初年現代國族主義尚未統合前的時機，建立一套獨立於國族想像的香港身分；至於1970 年代的激進學潮亦沒有讓年輕的香港知識分子擺脫「花果飄零」的離散國族想像而轉向追尋香港的主體身分，最終演化成日後影響深遠的回歸論述。

抽讀後過渡期的殖民歷史

此書初稿寫成於2002 年， 敘述亦以1997 年為限。全書以香港歷史為經，殖民權力邏輯為緯，但愈接近當下，羅永生的分析卻愈有抽讀略讀之嫌。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勾結共謀與各式機構」集中討論十九世紀華人精英與殖民機構的互動，第二部「香港的居間性」闡釋二十世紀初中葉華人知識分子如何因應時勢改造「中華性」的意涵。此兩部大體上都能對特定歷史時空中的殖民形態進行概述。但到了第三部「揮之不去的殖民主義」，羅永生似乎更關注個別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身分想像，例如他分析1970 年代《盤古》雜誌的回歸論述，又批評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是殖民主義轉化等，卻未有把討論放回全盤歷史語境中。

而抽讀情况更為嚴重的則在最後一章裏出現。羅永生重提1996 年一場他有份參與的文化研究論爭：北進想像，據他所說，他是要突出呈現在「九七政治」的窒息氣氛中的一道異見清泉，哪怕這些論述對政局毫無影響。但除此以外，他卻對在整段過渡期裏，對香港社會造成更大干擾的一些政治論述，例如議會政治中的民主回歸論述、六四事件對香港國族想像的改寫等，竟然全部略過。相對於前兩部分豐碩嚴密的歷史敘述，此段的粗疏實在叫人意外。

事後看來，北進想像可說是香港後殖民論述的最後一幕戲。羅永生大談已幾被人遺忘，卻身涉其中的北進想像話語，隱然有立此存照之意，也大有為後殖民理論扎根香港文化研究領域，寫下結案式註腳。至於為何略過六四話語不談，大概他覺得，相對於北進想像，六四話語不過是一種空洞國族主義的變奏而已。可是， 僅以一場文化研究領域內部的小風波，來代表整段後過渡期的香港文化身分形態，顯然並非一個客觀研究者的作派，而是滲雜了羅永生對香港主體性建構的個人想像，甚至包括他立足於公共理性的批判性文化宏圖。

（《明報》2015-7-5）

勾結還是合作？——香港殖民史外一篇

大體上， 相對於羅永生另一本著作《殖民無間道》， 這本《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明顯更具學術格局。但我關心的，並非著作是否「學術」的問題，而是理論思想是怎樣被表達的。有些評論稱《殖民無間道》是羅永生的「個人文集」，那大概就是說，儘管書中所收錄的基本上都是嚴格的學術論文，但讀者可能更傾向將這本書讀成是作者的文化批判文字，而非學術研究。事實是，作為一本中文的「個人文集」，羅永生以其相對具批判性的筆觸，展示出他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直接觀察，其中以用「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對《無間道》電影系列所作的比喻性解讀，尤其惹人注目。近年來，香港的後殖民論述迅速衰落，羅永生的說法聽起來頗有銳見，自然很快成為了香港文化圈中的一家之言。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便沒有這樣的魅力了，我十分懷疑，這本由博士論文擴充而成的英文學術著作，到底能引起多少《殖民無間道》的讀者的興趣。然而，把兩書並置比讀是勢在必行的，我甚至相信，沒讀過《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是無法理解《殖民無間道》中的觀點的。當然學術規格較著重陳述和分析，《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仍以「勾結式殖民主義」為主線，系統地陳述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殖民史中的殖民結構。書中指出，「Collaboration」是香港殖民管治的核心精神，同時也是香港被殖民者身分的構成關鍵。書中引述了大量歷史資料，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從傳敎士辦學到政府辦學，在香港的敎育體制中，從來都不是一面向西方殖民者思想直接靠攏，反而是因應當時的中國局勢和香港華人社區狀況進行自我調節，最後建立了一套「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殖民模式。而生活在香港的華人，不論是接受殖民地敎育的本地精英，還是因戰亂而南來的知識分子，亦因著香港的文化結構，而發展出獨特的身分認同形態。

例如，在早期香港的「買辦」（Comprador）文化裡，像伍廷芳、何啟、孫中山等知識分子，一方面深受西方價值所影響，另一方面又保留著濃烈的民族認同，以不同方式為中華民族效命。及後，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翻天覆地，香港又變成了孕育國族觀念的獨特實驗室：這裡是新儒家學者重建中華民族精神的場地，也是各地華僑愛國精神的體現場；同時間亦出現了諸如「左派vs. 右派」、「社 會派 vs. 國粹派」之類的國族爭議、以金耀基和劉兆佳等社會學者為代表的「管理主義」、還有由九十年代一批青年文化研究學者所提出的「北進想像」等思想。在羅永生看來，此等眾聲喧嘩的說法，皆源自香港的「勾結式殖民主義」：不同思想背景的知識分子，抱著迥異形態的身分認同，當遭逢香港這種「夾縫性」（in-betweenness）文化結構，便因時制宜，改造自身的思想，越過了典型的「國 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對立框架，激發出千變萬化的文化想像。這是香港的殖民性特徵，也是香港的國族性形態。

可以看到，在《殖民無間道》中尚未表達清楚的理論框架，在本書中似乎都已一一顯現了。但亦正因如此，我們才發現，在《殖民無間道》中，「勾結式殖民主義」的論述是給干擾了。「Collaboration」本意是「合作」，引伸意才有「勾結」之意。在西方後殖民論述中，「Collaboration」多只取「合作」之意，將之譯作「勾結」，其實是意思著「背叛」和「出賣」。像中國之汪精衛、法國之貝當（Henri Pétain）等，便是背叛國家的勾結者了。但弔詭的是，這原來都只是國族主義的看法，後殖民論述本是立足於對諸如國族主義這類「中心論」（Centricism）的質疑之上，如今把「Collaboration」譯作「勾結」，雖不算是誤譯，卻也是譯過了頭。

在《殖民無間道》中用上了「勾結」這一譯詞，批判味道濃郁，輕易便把《無間道》系列以至香港臥底電影中的政治隱喻，跟電影故事中的有關「背叛」和「效忠」的主題接駁得舒舒服服，讀者馬上便感動起來了。於是，把《無間道》說成是「政治寓言」，這個動作本身已一個香港後殖民性的徵兆了：急於提出一個說法，以解釋我們當下的後殖民狀況。當然，《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中的詳盡敘述已經證實，「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肯定不是一個權宜之說，但這翻譯上的誤差，卻倒令我們無法避開羅永生這本新書，以圖釐清《殖民無間道》裡未臻盡善的分析。

本書結論一章題為「Re-theorizing Colonial Power」，這剛好也是《殖民無間道》的英文書題。羅永生的意思大概是：對於後殖民的問題，我們不只是要問：「理論可以怎麼用？」，而更加要問：「殖民歷史可以怎樣被理論化（Theorise）？」。在過去香港後殖民論述以至文化研究學科裡，總是盡說社會文本中的內部意涵，而忘記了重溯歷史的決定性。至於眾多香港歷史的敘述者，不論是如安德葛（George Endacott）或韋爾什（Frank Welsh）的英國史家，或是如劉蜀永、余繩武、劉存寬等中國學者，史料是夠多了，敘史方式卻又滿有國族偏見。羅永生說，後殖民性是「一種對殖民權力的綜合性歷史和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必須超越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之間的對立」。縱然他不是在寫香港史，但從後殖民研究的觀點看來，比起絕大部份香港史書，這本書的史學價值可能都更大。「後殖民研究」就是要將殖民歷史理論化，好讓我們懂得如何開拓邁向解殖的道路—— 如果我們仍然相信，解殖是在所必行的話。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作者：Law Wing-sang
出版：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2009 年8 月

（《Artslink》2009年11月【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