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

我很早就以為金學已開到荼蘼，原來網絡出現之後，江湖仍可變色。《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堪稱骨灰級金學奇書，作者新垣平也自稱「骨灰級金庸迷」，早年蹓躂與「南高登」齊名的「北天涯」，集思廣益，再仗著其深厚歷史知識，竟把虛構的金庸小說集改寫成嚴謹歷史研究。此書奇技博大精深，我只舉其三：

一、考據癖。書從《越女劍》一直寫到《白馬嘯西風》，穿插正史、野史、民間傳說和虛構史實，竟能把金庸小說中所有人和事都鑲嵌在一條連續不斷的歷史線上，上下三千年。我小時候也曾考證過小龍女比楊過年長四年，為此沾沾自喜過幾天，誰想此書竟能把令狐沖和任盈盈的婚期精確定在1514年、俠客島賞喜罰惡令出現在1533年，推敲之嚴密成理，我懷疑連金庸本人也沒想過。

二、武俠世界觀。此書不只是偽武俠編年史，更是偽社會史學研究。書中明確把武俠世界分為幾個歷史時期，宋代是個人時期，元明是門派時期，清代則是幫會時期。還不至此，書中更把武學衰落源起定於「五岳拼派運動」和「俠客島的武俠烏托邦運動」的失敗，而清代中業《連城訣》的尋寶熱導致大量武學高手中毒身亡，武俠世界終於正式滅亡。生活於晚清的李文秀竟成最後的武學大師。其史觀之深博，實在蔚為奇觀。

三、學術翻譯腔。托名而作之舉，古已有之。此書托名於一個叫Dr. Prof. Jean-Pierre Sean的漢學家，連帶書中文字亦刻意模塑出彆扭的學術腔和翻譯腔，什麼什麼「性」此起彼落。更令人抓狂的是那些把中文名稱歐譯後再漢譯的書名人名和武功名，像《江河與湖泊上微笑而驕傲的漫遊者》（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書本與劍的檔案》（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四個邪惡之徒」（「完美邪惡」（prefect evil）段延慶、「全面邪惡」（every evil）葉二娘、「暴力邪惡」（violent evil）南海鰐神和「非常邪惡」（very evil）雲中鶴）；當然還有明教絕學「天地交換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和福州林氏的「邪惡所躲避之劍法」（The Evil-Avoiding Swordplay）……（真是舉例舉到手軟）。其噴飯指數，《通勝》也鞭長莫及。

久未讀過那麼令人痛快的書了。全書四百多頁，沒一頁悶場，笑位亮點之多，不是上面三點可以舉全。把歷史寫進小說，金庸已做得很盡了。而這位新垣平的骨灰級式致敬，卻是反其道而行：把小說寫成歷史。真高啊。

（而我一直自詡甚熟金庸，今日之後，無地自容了。）

2014.11.05

新垣平：《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長江文藝，2013）

給兩歲孩子的信：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

孩子：

現在你還不知道，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昨晚，我在一片腥風血雨中沒法睡好，一早醒來，便見睡飽了的你。你提起稚嫩的嗓子，叫我一聲：「爹爹，早晨！」便轉身去玩你心愛的玩具巴士。我看着你不足一米高的小身子，卻心繫着那群堅守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世界於你如此遼闊，如此吸引，也如此無法預知，而你仍然可以心無牽掛，在這片我為你準備的瓦片之下，肆意玩樂，撒嬌，學習，直至某日你終於懂得這封信上的每一個字，你會走出家門，去看看這個或者已成荒漠的城市。那時候，我便開始老了。

你生於這個最壞的時代，我應該慶幸。我這一代人，生於七八十年代的安逸，沒真正受過九七的末世焦慮和身分危機所感染，我作為香港人的認同感是如此理所當然，卻又如此脆弱不堪。在我跟那群街頭上的香港孩子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我總慨嘆錯生年代，沒有遭遇到波瀾壯闊，經驗的貧乏感總叫我把人生想像得太輕，或者太重。在我長大以後，香港經歷了一個荒誕的十年，我跟很多人一樣，見證着香港的高速墮落，卻又同時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經驗也開始不再貧乏，我們更清楚世界的不公義，也更明白應當如何思考公義的問題。有人會說，這叫「啟蒙」，但像我這樣一個活過這十年香港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所謂啟蒙的經驗還嫌少？一個人不需要過多啟蒙，卻需要在啟蒙過後，找到好好生活的勇氣。

直至我有了你，看着你以我從未想像過的速度長大，我才知道這種勇氣可以從何而來。在這幾個令人繃緊的晚上，當我看着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以激情和焦慮再為我們開展另一波的香港啟蒙運動，我心裏卻總是記掛着他們的父母。這些父母，大概是四五十歲，或五六十歲吧？他們比我長半輩，卻還不到我父母的年齡。對於這群涉世未深的孩子們的想法和行為，他們會如何想呢？孩子們又會如何看他們的父母呢？很多別人的經驗都告訴我，這個抗爭時代，一方面撕裂了很多父母子女的關係，另一方面卻造就了更多的代際和解。人長大了，老了，不一定變得保守，但會為愈來愈多的包袱而變得自私。而紛亂的時代卻迫使父母不得不面對兒女的叛逆，兒女到底是一面最清澈的鏡子，在他們熾熱眼睛裏，父母看到的不是衝動的孩子，而是懦弱的自己。

這陣子我沒有走到最前線，頂多只是站在遠處旁觀，其餘時間都在過我的日常生活，照舊工作，和照顧你的成長。但其實我恨不得你馬上長大，代我來到這個歷史現場，為理想和真理而戰。就在你仍在襁褓之中，你早就提醒過我﹕我不再年輕了，我的自私和懦弱正隨着閱歷和皺紋緩慢地滋長，卻幸好尚未去到保守的程度。我得告誡自己，為了你，我必須堅韌地守護着敞開的心思和清醒的腦袋，靜待未來世界的新思維和新想像。我最不願看到的，是有朝一日要你要來反對我，是因為我那張保守因循的臭臉。

孩子，我還是禁不住用長輩的口脗跟你說：世道蒼涼，你還沒準備好。但試問，今天仍在街上的香港孩子們，又有誰已準備好？我老是想，我要為你準備什麼呢？我要教你什麼呢？我要怎樣做，才能讓你在這前路茫茫的時代裏好好生活呢？我是讀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裏的批判理論教導我，如何質疑幻象，如何揭露真相，可是當是非黑白已顛倒得難以逆轉，批判理論好像也失去了它的效力。我不是說你不用去質疑幻象，揭露真相，我只是在問﹕你怎樣才能獲得抗拒歪理、捍衛真理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

最近我受時代感召而去讀一本舊書，是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如果到你讀得懂的年紀，還能找到這本書的話，你應該好好去讀。書裏提到一點，就是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人民所能夠發揮的最大力量，並不是社會運動，而是真誠磊落地生活。孩子，就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政府欺騙人民，警察再不能保護我們，社會不公處處，極權時代或者就在眼前——但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嗎？當一個社會有好一部分人甘於對不公義視而不見，那就是一種集體虛偽，或者用一個更當下的說法是：犬儒。集體犬儒，才是最可怕的時代徵兆。

或者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還沒有真切體會到「犬儒」的可怕，那不要緊，你只需要明白一點就夠了﹕真誠磊落地生活，就是不說謊，不自私。行有餘力的話，你還可以學習抱不平，把你看到的一切不平事，理直氣壯地說出來。

我真想馬上就教你去讀魯迅，或者卡繆。

你差不多兩歲了，很快你便開始上學，進入這個不完美的教育體制，你馬上會成為一個學生。學生，是現代我們所知道最真誠的反抗主體，所以我和你媽媽冒着人潮和酷熱，仍要帶你去看看金鐘那百年一遇的街頭盛景。那天我把你抱得老高，你的身子又重了，你看着前方的人群和標語，臉上一點疲倦，也有點茫然。我當然知道你還不懂得，但以後你總會問起今天的事。孩子，我應承你，那時我一定會毫不猶疑地告訴你， 這一場在多年後看來只是多年前的雨遮運動，絕不是與你無關的歷史，只因你曾經在場，意義亦不再一樣。而我所能為你準備的，就只有我所知道的故事和真相，是非成敗，承傳與否，你自己一定懂得判斷。

最後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有天我問你媽媽﹕「如果有朝一日，你的兒子堅持抗爭，你會阻止他嗎？」她淡淡然跟我說﹕「到時候，難道我們可以阻止他嗎？」孩子，你要好好長大，我別無他求，只想你做兩件事﹕一、做一個正直的人；二、好好保護自己，別讓你媽媽擔心。我知道這些說法實在老套，但如此當下，卻竟又是如此椎心。

你的爹爹
2014年10月4日
在時代的懸崖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0月5日）

文研十年

1. 系的十年不長，人的十年不短。這十年說難不難，說易呢，又未免太對不起自己的刻苦和憂鬱了。文化研究於我如轟烈愛情，曾愛至死去活來，也曾恨得入骨蝕髓。事後回味總是寬容的，當青春烈焰燒剩灰爐，我還是慶幸有這樣的一個十年，微小的波瀾，像小青苔在我的思想裡黏著，摸它一把，尚算有點質感。

2. 《文化本是平常事》是本科畢業生雜文，像小學的記念冊。人大了，不寫金句，只寫生活的苦。取書後我馬上翻閱，苦澀之味淡然輕撲。我看到不少曾經熟悉的名字，有些人連樣子也想不起來了，很好，這是成長的小遺憾。至於我的文章呢？到底是死性難改，把自己讀理論讀壞腦的習氣臭罵一頓。

3. 我說那是自己的叛逆性，別人都是改寫自己的碩博畢業論文，而我偏偏把昨日的我棄如敝屣，硬要編輯容我另寫一篇。《感／觀日常》收了我寫也斯及其文化理論的新論文，題為〈香港文藝場域的文化邏輯——以也斯為例〉，自忖寫得有點不慚，這可不壞，那是書寫者應有的志氣。但最奇怪的是文中的「我」都忽然變成「筆者」，我向編輯查問，編輯抓爆了頭也不明所以。向來恨透「筆者」一詞，寧可把所有以「我」為主語的句子都改為被動式，也不要寫這種懷鬼中文。我不是筆，這次卻陰差陽錯被物化了。

4. 昨晚是新書發佈暨學系十周年晚宴。一晚之內遇見了不少故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著，感覺很好。都說這十年不易過，這些朋友都曾替我的生活添過一筆，哪怕只是雪泥鴻爪，我還是要把他／她們銘記在心。

5. 兩本書都很好看。說真的。

2014.6.14

《文化本是平常事》（Kubrick，2014）
《感／觀日常：跨文化研究讀本》（進一步，2014）

黑衣、鴉片與簽名

關於黑衣和鴉片，我想起一個故事。

異見作家余杰曾經討論過一個捷克式選擇：我們選擇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昆德拉寫過一個醫生，雖然他反對專制，卻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聲明中簽名。醫生的理由是反魯迅式的，他認為思想不能救人，但作為醫生，他確實救過幾個人。哈維爾則親身體驗了這項抉擇。他對「簽名」這行為毫無保留，理由是：簽名體現了知識份子氣節，也是對獄中政治犯的精神支持。我們的異見作家說，這是一個「智慧」與「心靈」的選擇，中國人偏愛前者，而他則是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

我對余杰沒有好感，有時他站的道德之地太高了，高處寒風大，自然吹昏了他發達的知識份子腦袋。為何不可同情昆德拉呢？昆德拉沒有背棄良知，他只是拒絕別人硬加上來的道德。當有人帶上光環，背著荊棘，拿著一份簽滿名字的聲明來到我面前，我可能不是看到一份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是一把刀，架在我的良心上。不簽，良心便被割一下，再不簽，又一下。我的良心將會被宣判沾污。而我只可選擇沉默，我逃避的，不是責任，而是庸俗。這是昆德拉說的話。

但現在呢？昆德拉依然有罪，卻不及哈維爾罪孽深重。他現在的罪名是：販賣鴉片。

只有人才會有罪，鴉片不會。在古代，鴉片是常用的麻醉藥。例如我不幸給人當街斬了六刀，生命懸於一線，你告訴我：鴉片令人麻木，有害的，別抽。你要我勇敢地忍著痛楚，鐵著心，堅著志，手術馬上就會完了。結果呢？我沒失血過多而死，也痛得氣絕身亡了。這才叫做 They can kill us all ，而你卻沒救過一個人。

我們常說，離地者，不懂人間疾苦，不知人性兇險，還假惺惺在問：何不食肉糜？離地者冷漠愚昩，是沒有同理心，沒認清當權者的惡，沒看透受壓迫者的痛。一個溫和的新聞工作者血泊街頭，到底有多痛？我不是問他有多痛，而是我和你到底有多痛。我嗅到的血腥味是在文字和圖片裡，那時雙腿還暖在被窩裡。我不痛。我又怎會痛呢？我跟他沒親，我沒讀過他多少文字。我又怎會痛呢？因為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誰幹的，天網恢恢，為何幹，大家心照。我還要耐著心性去慨嘆我城已死，蝗禍連年嗎？不早就是常識了吧？

衣櫃裡沒有黑衣。煙槍裡沒有鴉片。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果你口中總是掛著良知公義，總會相信人性本善吧？ 反正我就信了。所以鴉片還是不抽白不抽，那不是井，而是血。

當然了，誰都有自己抽煙的手勢：痛哭流涕，高聲指罵，冷嘲熱諷，都是在鍵盤上的英勇也好，或者是殺入西環的壯烈也好，又或是沉默下來，如常生活也好，那些選擇，都非關大是大非。哈維爾從來不罵昆德拉，罵人的，向來只有指指點點的旁人。

人最害怕的，不是強權，不是不義，而是異鄉人的情緒。有天我去到異鄉，那裡的人都興高采烈，似在慶祝什麼的，而我卻無法投入，不在狀態，即使站在慶台之上，聽著炮竹喧鬧，還是愁苦著臉，如奔喪樣。沒有人怪我格格不入，他們只怪我否定他們的情緒，說他們的快樂，是建築在害人的鴉片之上。

有人開始說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了。這個城市有人仍然興高采烈，更多人卻是愁雲慘霧。我不愁，我愁的是別人的愁，居然給其他人嘲諷了。誰沒有嘲諷別人的權利？人所不能的，是將自己的冷漠強加於別人。昆德拉也不罵哈維爾，相反，他尊重他，也承認他們有權選擇自己保持激情，還是保持冷漠。當一個人發現，在這個充滿激情和傷痛的時勢裡，只有自己是冷漠，他可以拒絕簽名，緊閉衣櫃，扔掉煙槍，卻最好不要嘲諷正在抽鴉片療傷的人。那泊鮮血，不是史前的紅旗和坦克，也不是遠方的黑獄和窗花，而是他們的老師，他們的朋友，一個跟他們同困愁城的人。而且那不過半天之前的血案。

我只是傷心時才抽一口文青的煙，而有人卻是抽煙如抽水一般兇狠，抽得心也麻得發黑了。

(按：此文原刊於「主場新聞」。劉進圖被襲後，網絡上出現一些小譟動，此文是回應。)

古兆申的雙程路

有時我懷疑冷戰結構是假的，左與右不過是方便大家想像歷史的說法。不錯的，意識形態是一條光譜，而我們都是在混濁的雜色中緩緩前行，於是所謂六、七十年代的火紅光烈，不過是歷史事件曝光過度的結果，有好一些人，他們當中不乏胸懷大志者，從不站在歷史的亮端，偏偏蟄伏在時空的拐角裡，左顧右盼，都是為了把世態看得更加真切。

比如說古兆申吧。《雙程路》是一部訪談錄，這種文體有著歷史的粗糙感和原始感。在那個年代，文化人好像什麼都懂，也好像什麼都做，有人說過那一代香港人得天獨厚，因為「前面無人」。而古兆申能詩能文，懂藝術，有政治視野，也具文化胸襟，編過中國新詩選，辦過《盤古》和《文美》，迷過毛澤東，去過愛荷華，更到過保釣現場，也曾遠走他鄉。但這似乎都說明不了他是什麼天之驕子。那一代文化人，彷彿都是神話，也彷彿都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一代神話化，但這不恰恰是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嗎？又或者說，這大概是那十多二十年最迷人的地方吧？

我一開始就知道，我只會選讀書裡的某些段落。曾聽說那一代香港文化人都是潛在的國粹派，他們擁抱中華文化，毫不猶疑，也毫無矯飾，問題只是光譜如何切割。古兆申的意識形態不徹底，正是因為他的思想多變駁雜。小思說「雙程路」之意，有東有西，既來且往，我想像，是故在那轟轟烈烈的歲月裡，冷戰二元才是迷思，反而意識形態的猶疑擺度方是時代精神的明細。古兆申說他曾經右過，也曾經左過，底子裡卻始終是自由派批判派，他和他的夥伴——也包括小思在內——每一個人都是一條思想軌跡，交纏一起，就像一條粗大的光纖線，記錄了那個時代沒有被記錄下來的精神生活。

香港之可恨，也在於歷史總是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之下被記錄下來。我把書裡關於六、七十年代的事跡通讀一遍，便放下了書。古兆申後來的事，說崑曲，不是我這年紀所能體會，說文化回歸，也隱然感到一份令人錯愕的脫節。但讀這種史書之好，正在於能從頭體認香港文化的斷層，從而知道我們的思維到底從何而來。

這叫做知識考古之必要。

2013.05.05

《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牛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