傭兵隊長

喬治‧培瑞克（Georges Perec） 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玩字癖——寫過一本沒E字的小說。當然這是雕花小技，詫異一下便算好了。我有興趣讀他，最初是因為知道他跟卡爾維諾一起混過一個名叫文學潛能工坊（Oulipo）的組織。名字型到不得了，再看看我們身邊那些乜乜學會物物協會，你就知道人家的文學創意是潛入生活任何細節裡，裝不來的。據說培瑞克的名氣開始在英語文評界竄起了，但中譯著作一直只有《W或童年回憶》一本，我讀它，是在聽說韋勒貝克也受過他的影響之後。《W》給我印象不壞，只有些每況愈下，太著痕，不夠節制，我對小說結構不對特別敏感，可他的文字卻著實吸引。所以當偉大的行人出版社竟出版《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時，我禁不住也倒抽了一大口涼氣：有得讀了。

其實誰是隊長呢，我本來一無所知，我只知道書稿曾失落三十年，是培瑞克早期給退稿之作，近年重見天日。書裡法文版序中引了培瑞克在被退稿的失落中所說的一段猛厲豪言：「就這樣留著它吧，至少此刻如此。等十年後再拿出來，到時候它會看起來像一部傑作，不然，我在墓中等待一位忠實的註解者在一隻原屬於你的老皮箱裡找到了它，並且出版。」一語成讖，而且此書也著實托得起此等豪邁。

《傭兵隊長》並不偉大，但「偉大」從不是評價小說的唯一標準。此書成於1960年代，既有現代主義式的煩瑣心理描寫，也有新小說的高度戀物式描述，讀來一點也不爽暢。可我還是給他的文字攝住，就咬著牙齦讀完，再讀法文版的長序，才開始弄懂它原來是兩面對著的鏡子。故事講一名贋畫師抄畫一幅名叫「傭兵隊長」的文藝復興畫作，他要以此證明：他的贋畫並不只是複製，而是獨立自足的藝術創造。誰不知最終他只畫了幅自以為失敗之作，他無法忍受自己只能複制別人這個現實，於是，他殺死了長期雇用他畫贋畫的人。

我愈來愈覺得，藝術家的創作自我，跟這個自我為何總是碎裂不堪呢，這都是永恆的小說母題。這個母題，後設，私密，既是自我辨認，也是自我治療，而更不可否定的是，它即使注定跟社會現實缺乏強韌的紐帶，它還是那麼像切膚之刀子，雕刻出書寫者的文學潛能。《傭兵隊長》博雜譎詭，就像兩面鏡子對映照著同一主體，既是自我看見，自我複製，也是在自我複製中遇到鏡中消失點上的無底洞。讀起來，確是暈眩，這是培瑞克最原初的玩字能力。有時我寧可放開一些，不攞苦嚟辛的去啃那些黃金時期的偉大作品，而是輕著身子，在這種小說迷陣裡亂兜亂逛，這就好像硬闖夜場舞池一樣，為的是要吵吵這雙清寧得太久的耳窩。

2015.01.18

Georges Perec：《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行人，2014）

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

我有時會很佩服人類學家，他們的專長是：以最認真的態度，對待最無聊的事。一流的人類學家都是一流的散文家，他們要麼不寫，一寫，就有本事把生活的無聊事寫到花的蕊上、思考的最深處，。Marc Augé 算是法國人類學界的一件翹楚，思想傳承可上溯至 Durkheim、Mauss 和 Levi-Strauss，半社會學半人類學的混種，說明了他有社會學的飛鳥眼，也有人類學的微管窺。此書輕薄，寫巴黎地鐵的三面，歷史記憶、諸孤獨體(solitudes)，和轉線站。他當然不是一般的寫，而是借此地鐵三面呈現一個現代城市的抽象結構，是系統又是片碎，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整體，又是一個主觀客觀化的總體想象。我欣賞的可不是他的腦袋，而是他的眼睛：此書適合搭地鐵時讀，淺白不費腦汁，又可以馬上舉目印證，看看地鐵作為城市的明喻，是否也切合我們所在的某個東亞城市。

2014.12.18

Marc Augé：《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行人，2014）

例外狀態的抗爭暴力 — 「衝」的倫理

「批判」的功用，就是把「常識」重新質疑一次。譬如說暴力吧，我們基本上不會質疑「暴力是錯」這個說法，暴力違法，也有違道德，不論是什麼原因，施行暴力都必須受到譴責。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香港社運文化中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概念：「和理非非」。我之所以說這個概念奇怪，是因為它只提供一種對「暴力」的解釋，沒深究暴力的複雜性，便馬上跳到下一步，爭論「暴力」是對是錯。這也是近年在社運圈和網絡世界裏，區分立場和山頭的主要指標。

立法會的玻璃爆了，暴力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焦點。譴責事件的人論點主要有二：一，衝擊行動給予政府清場口實；二，行動無助將雨傘運動升級。而支持行動的人亦多以如下兩點反駁：一，雨傘運動本來也是由學生硬闖公民廣場開始，清場口實早已夠多了；二，誰也沒料到學生罷課最終會遍地開花，可見能否升級是不可預知的，成王敗寇，人們只會批評失敗者，與行動性質無關。我對捲入這種泥漿摔角口水戰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我們所說的「暴力」，究竟是指什麼呢？

上述兩種立場，可以再分拆出關於「暴力」的兩個問題：一，暴力的正當性如何可能？二，暴力如何實踐公義？絕大部分人之所以譴責暴力，並不是因為暴力本身是錯，而是我們無法從法律和道德原則裏找到其正當性的根據，這是我們對暴力的常識性理解，對於暴力，我們零容忍。可是暴力卻例外地在社會抗爭中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它的前提是：行使暴力必須是以追求公義為目的。在這種情况下，法律和道德原則有時是可以暫時懸置的。依此理解，例如在佔領街道這類抗爭行動中的暴力行為之所以能夠接受，是因為我們暫時不以法律或道德原則來評估這些行為的正當性。

那麼，在抗爭行動裏，怎樣釐定暴力的正當性標準呢？我們可以再細分為另外三個問題：一，如果暴力只可以在追求公義時行使，那麼其限度在哪裏？二，如何衡量它的成效，以保證暴力不會因無法彰顯公義而失去正當性？三，既然必須討論社會抗爭中暴力的限度及成效，我們又如何解決暴力與法律的矛盾，以確保法律無法干預暴力的施行？

我們每個人心裏面都分明知道，雨傘運動在催淚彈的硝煙裏突然誕生的一剎那， 香港的法律突然被懸置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講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也在夏愨道上橫空出世。在阿甘本的理論裏，例外狀態是指一種法律被懸置的社會存在狀態，例如當戰爭或動亂發生，政府可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例如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這時憲法會突然失效，政府可以任意戒嚴、強制徵兵、拘捕和處罰背叛者而毋須經過一般審訊程序等等。阿甘本認為，現代國家正是以例外狀態對人民進行外於法律的統治，並逐步將之納入恆常的統治模式之中。而「暴力」，正是其中的主要統治手段。

今天香港人對於阿甘本的描述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我們絕大部分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和憎恨，皆是來自中共以「維穩」之名把例外狀態恆常化的統治手段。因此，嚴格來說，佔領運動不屬阿甘本式的例外狀態，原因是例外狀態主要是指政府由上而下的統治，而不是下而上的反抗。但更重要的，是佔領運動一向被定性為公民抗命，而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試圖以違法來突顯法律的不公義，它本身就是法律體制下的遊戲，尤其是當抗爭者最終以「自首」或「自願被捕」來顯示他們仍然尊重法律時，法律的幽靈始終在上空盤旋。抗爭者並不僭越「法內」與「例外」之間的界線。

幸好雨傘運動不止是佔領運動。支持以暴力手段將行動升級的人，其實問得很有創意：怎樣把抗爭的戰場從「法內」轉移到「例外」？政府和警方在整場運動的陰招暗招，已清楚說明了製造例外狀態已漸漸成為對付抗爭者的一道辣招，並配以恆常的兩種國家機器（法律和輿論），三管齊下，當權者的統治方式早已進化成一種更當代的模樣了。公民抗命的倡導者常以公義駕馭法律，以道德感召籠絡輿論，但對於例外狀態下的「絕對暴力」——即不在法律秩序下的暴力——卻難以招駕。這也是香港式抗爭長久以來一直處於被動位置的原因。

雨傘運動意外地開啟了一種以例外狀態支撐的抗爭模式。嚴格來說，雨傘運動不是公民抗命，也不是純粹的例外狀態，而是公民抗命跟例外狀態的裏應外合。當愈來愈多人以「勇武」自居，網上也突然湧現大量網絡軍師，大談佔領兵法和捉「鬼」技巧，我們就不難明白，雨傘運動其中一種啟蒙意義，就是叫我們知道，除了法治和社會公義，還必須以軍事邏輯理解社會運動。雨傘運動並不是香港第一次大型社會運動，卻是自一九七○年代學運浪潮退卻以來，我們首次大規範地以軍事邏輯思考社會抗爭的各種可能。

我特別喜歡《孫子兵法》裏的一句話：「兵者，詭道也。」要令政府「奈你唔何」，才有機會主導例外狀態下的抗爭。街道佔領是陣地戰，旨在癱瘓社會；它同時是輿論戰，旨在籠絡民心。而例外狀態的抗爭卻是游擊戰，亦正因如此，其運作邏輯亦絕不能暴露。例如曾經出現在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巨型直幡，它就如「政治塗鴉」和「黑客入侵」一樣，既宣示立場，也跟當權者玩貓捉老鼠，令他們疲於奔命。但更重要的，是事先不可張揚，事後亦不必糾纏於「自首與否」的法律問題上。

所以例外狀態抗爭暴力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做而不說」的邏輯。政府永遠不會承認勾結黑道勢力和選擇性（不）執法，如果抗爭者動輒都宣之於口，豈不失掉跟政府周旋的先機？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並不是暴力的正當性問題，而是如何創造更多創意盎然的抗爭暴力方式，在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暗角裏進行，殺政府一個又一個的措手不及。一味亂衝，或散佈怪力亂神之言，妄圖增加曝光率，俱不是上策。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按照佔中三子的劇本，我們現在會怎樣？可是九二八的機緣是時勢使然，百年一遇，要主動創造例外狀態的時勢，才是讓抗爭永續下去的正途。至於如何創造時勢？對不起，我無先入咸陽之意，請不要問我。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28）

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

我很早就以為金學已開到荼蘼，原來網絡出現之後，江湖仍可變色。《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堪稱骨灰級金學奇書，作者新垣平也自稱「骨灰級金庸迷」，早年蹓躂與「南高登」齊名的「北天涯」，集思廣益，再仗著其深厚歷史知識，竟把虛構的金庸小說集改寫成嚴謹歷史研究。此書奇技博大精深，我只舉其三：

一、考據癖。書從《越女劍》一直寫到《白馬嘯西風》，穿插正史、野史、民間傳說和虛構史實，竟能把金庸小說中所有人和事都鑲嵌在一條連續不斷的歷史線上，上下三千年。我小時候也曾考證過小龍女比楊過年長四年，為此沾沾自喜過幾天，誰想此書竟能把令狐沖和任盈盈的婚期精確定在1514年、俠客島賞喜罰惡令出現在1533年，推敲之嚴密成理，我懷疑連金庸本人也沒想過。

二、武俠世界觀。此書不只是偽武俠編年史，更是偽社會史學研究。書中明確把武俠世界分為幾個歷史時期，宋代是個人時期，元明是門派時期，清代則是幫會時期。還不至此，書中更把武學衰落源起定於「五岳拼派運動」和「俠客島的武俠烏托邦運動」的失敗，而清代中業《連城訣》的尋寶熱導致大量武學高手中毒身亡，武俠世界終於正式滅亡。生活於晚清的李文秀竟成最後的武學大師。其史觀之深博，實在蔚為奇觀。

三、學術翻譯腔。托名而作之舉，古已有之。此書托名於一個叫Dr. Prof. Jean-Pierre Sean的漢學家，連帶書中文字亦刻意模塑出彆扭的學術腔和翻譯腔，什麼什麼「性」此起彼落。更令人抓狂的是那些把中文名稱歐譯後再漢譯的書名人名和武功名，像《江河與湖泊上微笑而驕傲的漫遊者》（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書本與劍的檔案》（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四個邪惡之徒」（「完美邪惡」（prefect evil）段延慶、「全面邪惡」（every evil）葉二娘、「暴力邪惡」（violent evil）南海鰐神和「非常邪惡」（very evil）雲中鶴）；當然還有明教絕學「天地交換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和福州林氏的「邪惡所躲避之劍法」（The Evil-Avoiding Swordplay）……（真是舉例舉到手軟）。其噴飯指數，《通勝》也鞭長莫及。

久未讀過那麼令人痛快的書了。全書四百多頁，沒一頁悶場，笑位亮點之多，不是上面三點可以舉全。把歷史寫進小說，金庸已做得很盡了。而這位新垣平的骨灰級式致敬，卻是反其道而行：把小說寫成歷史。真高啊。

（而我一直自詡甚熟金庸，今日之後，無地自容了。）

2014.11.05

新垣平：《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長江文藝，2013）

給兩歲孩子的信：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

孩子：

現在你還不知道，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昨晚，我在一片腥風血雨中沒法睡好，一早醒來，便見睡飽了的你。你提起稚嫩的嗓子，叫我一聲：「爹爹，早晨！」便轉身去玩你心愛的玩具巴士。我看着你不足一米高的小身子，卻心繫着那群堅守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世界於你如此遼闊，如此吸引，也如此無法預知，而你仍然可以心無牽掛，在這片我為你準備的瓦片之下，肆意玩樂，撒嬌，學習，直至某日你終於懂得這封信上的每一個字，你會走出家門，去看看這個或者已成荒漠的城市。那時候，我便開始老了。

你生於這個最壞的時代，我應該慶幸。我這一代人，生於七八十年代的安逸，沒真正受過九七的末世焦慮和身分危機所感染，我作為香港人的認同感是如此理所當然，卻又如此脆弱不堪。在我跟那群街頭上的香港孩子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我總慨嘆錯生年代，沒有遭遇到波瀾壯闊，經驗的貧乏感總叫我把人生想像得太輕，或者太重。在我長大以後，香港經歷了一個荒誕的十年，我跟很多人一樣，見證着香港的高速墮落，卻又同時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經驗也開始不再貧乏，我們更清楚世界的不公義，也更明白應當如何思考公義的問題。有人會說，這叫「啟蒙」，但像我這樣一個活過這十年香港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所謂啟蒙的經驗還嫌少？一個人不需要過多啟蒙，卻需要在啟蒙過後，找到好好生活的勇氣。

直至我有了你，看着你以我從未想像過的速度長大，我才知道這種勇氣可以從何而來。在這幾個令人繃緊的晚上，當我看着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以激情和焦慮再為我們開展另一波的香港啟蒙運動，我心裏卻總是記掛着他們的父母。這些父母，大概是四五十歲，或五六十歲吧？他們比我長半輩，卻還不到我父母的年齡。對於這群涉世未深的孩子們的想法和行為，他們會如何想呢？孩子們又會如何看他們的父母呢？很多別人的經驗都告訴我，這個抗爭時代，一方面撕裂了很多父母子女的關係，另一方面卻造就了更多的代際和解。人長大了，老了，不一定變得保守，但會為愈來愈多的包袱而變得自私。而紛亂的時代卻迫使父母不得不面對兒女的叛逆，兒女到底是一面最清澈的鏡子，在他們熾熱眼睛裏，父母看到的不是衝動的孩子，而是懦弱的自己。

這陣子我沒有走到最前線，頂多只是站在遠處旁觀，其餘時間都在過我的日常生活，照舊工作，和照顧你的成長。但其實我恨不得你馬上長大，代我來到這個歷史現場，為理想和真理而戰。就在你仍在襁褓之中，你早就提醒過我﹕我不再年輕了，我的自私和懦弱正隨着閱歷和皺紋緩慢地滋長，卻幸好尚未去到保守的程度。我得告誡自己，為了你，我必須堅韌地守護着敞開的心思和清醒的腦袋，靜待未來世界的新思維和新想像。我最不願看到的，是有朝一日要你要來反對我，是因為我那張保守因循的臭臉。

孩子，我還是禁不住用長輩的口脗跟你說：世道蒼涼，你還沒準備好。但試問，今天仍在街上的香港孩子們，又有誰已準備好？我老是想，我要為你準備什麼呢？我要教你什麼呢？我要怎樣做，才能讓你在這前路茫茫的時代裏好好生活呢？我是讀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裏的批判理論教導我，如何質疑幻象，如何揭露真相，可是當是非黑白已顛倒得難以逆轉，批判理論好像也失去了它的效力。我不是說你不用去質疑幻象，揭露真相，我只是在問﹕你怎樣才能獲得抗拒歪理、捍衛真理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

最近我受時代感召而去讀一本舊書，是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如果到你讀得懂的年紀，還能找到這本書的話，你應該好好去讀。書裏提到一點，就是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人民所能夠發揮的最大力量，並不是社會運動，而是真誠磊落地生活。孩子，就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政府欺騙人民，警察再不能保護我們，社會不公處處，極權時代或者就在眼前——但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嗎？當一個社會有好一部分人甘於對不公義視而不見，那就是一種集體虛偽，或者用一個更當下的說法是：犬儒。集體犬儒，才是最可怕的時代徵兆。

或者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還沒有真切體會到「犬儒」的可怕，那不要緊，你只需要明白一點就夠了﹕真誠磊落地生活，就是不說謊，不自私。行有餘力的話，你還可以學習抱不平，把你看到的一切不平事，理直氣壯地說出來。

我真想馬上就教你去讀魯迅，或者卡繆。

你差不多兩歲了，很快你便開始上學，進入這個不完美的教育體制，你馬上會成為一個學生。學生，是現代我們所知道最真誠的反抗主體，所以我和你媽媽冒着人潮和酷熱，仍要帶你去看看金鐘那百年一遇的街頭盛景。那天我把你抱得老高，你的身子又重了，你看着前方的人群和標語，臉上一點疲倦，也有點茫然。我當然知道你還不懂得，但以後你總會問起今天的事。孩子，我應承你，那時我一定會毫不猶疑地告訴你， 這一場在多年後看來只是多年前的雨遮運動，絕不是與你無關的歷史，只因你曾經在場，意義亦不再一樣。而我所能為你準備的，就只有我所知道的故事和真相，是非成敗，承傳與否，你自己一定懂得判斷。

最後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有天我問你媽媽﹕「如果有朝一日，你的兒子堅持抗爭，你會阻止他嗎？」她淡淡然跟我說﹕「到時候，難道我們可以阻止他嗎？」孩子，你要好好長大，我別無他求，只想你做兩件事﹕一、做一個正直的人；二、好好保護自己，別讓你媽媽擔心。我知道這些說法實在老套，但如此當下，卻竟又是如此椎心。

你的爹爹
2014年10月4日
在時代的懸崖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