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

你笑得很輕鬆，別過了臉，身影便沒入模糊的街景裡。我對你的告別姿態太熟悉了，這是一個很平凡的白天，街上人潮熙攘，情人節令人窒息的磁場仍未擴張起來，我知道你也知道，當夜黑來臨，我倆再次碰面，整個城市亦會浸沒在詭異的愛情春色裡。

我朝跟你相反的方向前行，步速很急，意識有點麻木，好像要逃離一場欲來山雨。開始時我還注意到幾個捧著炫麗花束的青年男子，衣裝筆挺，臉上神色在期待和猶疑之間閃轉不定。我彷彿碰見某個年代的自己。於是我把浪遊街景的漫遊者之眼也收回來，縱身跳進地鐵車廂。周末下午，車廂密度中等，我坐下來，四周的人都沒看我，仍是如常的看手提發呆睡覺談天，也是如常的沒人看書。

從背包裡掏出那本《戀人絮語》時，我突然一怯，不自覺又張望一下，確定沒有人以為我是為著自傷自憐才在地鐵車廂裡捧讀《戀人絮語》，才慢慢拈著破了口的封角，翻開書。

書裡沒有一處提到愛情的商品性，我竟然覺得驚訝。在我第一次讀到這書，跟我第一次經歷愛情的那一個神奇交叉點上，我所認識的愛情就一直散逸著商品般的艷香。我曾經告訴過你，在情人節的典故裡並沒有任何消費成份。那年羅馬暴君禁止婚禮，偉大的華倫泰（Valentine）便偷偷替百姓主持婚禮，後來他在獄中愛上了典獄長失明的女兒，最後還在被處死前施展神蹟治好她的雙眼。

我實在不知道，二月十四日本可意味著什麼。是紀念華倫泰對愛情的奉獻，還是悼念愛情的不可得？後來情人節被剝去宗教成份，曝露在現代消費社會的詭異氛圍裡，愛情沾上了可口的糖衣，變得易入口，也變成更易被計算和歸類時，愛情便更值得我和你去認真悼念。

人們開始反抗情人節的霸權了。他們拒絕消費愛情，也花了彷彿比用於戀愛更大的氣力去批判這個討厭的節日。為什麼要痛恨情人節？為什麼要害怕愛情商品化？我真想你也讀讀《戀人絮語》這部神奇的書，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在書裡讀到他／她所曾經歷過的愛情形貌，同時又遠不只如此。書裡說的不是愛情的通則，而是愛情的殊性，我記得在認識你之前很久很久的一些晚上，我在書裡發現了愛情不可被商品化的秘密：因為每個人的愛情都是特殊的，前題是你必得承認，一個人愛人／被愛／自愛／被自愛的情狀都是唯一的，並且無法放在天秤上衡量。這樣誰也不能在天秤的另一邊放上砝碼、金錢或是批評的話語。

我在地鐵車廂裡把書翻了一個大概，然後下了車，來到城市裡最繁盛的區域。 我想找一個稍為寧靜的地方，坐下來，把書讀完。但街上氣氛黑壓壓的，我明知已把消費與愛情的虛假連繫看破，也不由自主的被滿街的情人節提示物嚇傷意志。眼前的青年男子都找到了或是妙麗或是庸脂的女伴，手上錦簇亦轉過了手，他們臉上還是閃爍著曖昧，時而狂喜，但有時又是那種完成任務的鬆弛樣。

我已認不出這個地方了。我也認不出自己的過去。那時我為了逃避觸景傷情，便開始寫一些臨慕《戀人絮語》的斷章殘句，寫得我心力交瘁。但我現在不寫了，是寫不來了，只有當失去愛情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辨認愛情，而在你面前，我著實無法把愛情的本質看得真切。

我終於在某咖啡室裡的一列單邊位上，找到暫時逃離情人節的私人空間，靜靜地把書讀完。我再一次確認，我已認不出自己的過去了，認不出那個堅拒消費愛情，毫無保留地以純粹的閱讀和書寫來悼念愛情消逝的自己。

《戀人絮語》的原型是少年維持，一個因無法完成自身愛情而選擇消滅自己的悲劇人物。《戀人絮語》本來就不是愛情之書，而是死亡之書。它是以這樣一種策略來確認自我：在愛欲對象缺席的時刻裡辨認愛情，再從愛情之不可能性中辨認自己。為了換取肉身的暫時不死，我們才書寫愛情。

失戀中的自我是澄明的。在情人節的迷障裡，我們是如此害怕愛得不夠，愛得不好，才渴望愛情可以變成商品，用我們早已耍動自如的消費邏輯來操作愛情。但同時我們又如此害怕商品損害愛情的純性，深恐我們的自尊會被商品傷害。結果，有人竟連愛情一也併放棄了，一心一意做一個指罵愛情的中魔者。

情人節叫愛情也不可能了。那是華倫泰的詛咒嗎？

我把書放回背包，結了帳，穿過已然陷落在情人節夜的街景裡。我閃身回到地鐵車廂，又把書翻出來讀，同時默念著你。好在你從不會問我：什麼是愛情？我當然是知道的，如果你不問我的話，但若果你有一天耐不住性子，偏要問我這個永恆的難題，那麼我只得承認：我對愛情一無所知。

而情人節恰恰就是一個集體追問愛情，又集體胡亂作答的日子。

這時我已逃離了那個現代城市的煉獄區域，重返我跟你的生活現場。一分鐘之後，你的身影便會在模糊的街景裡浮現，你會笑得很輕鬆，我對跟你重遇的情境也會很熟悉，街上人潮熙攘，情人節的磁場亦會完全張開，壓得人有點喘不過氣。

這是一個很平凡的晚上。

（2015.02.14）

圖：Rene Magritte, Gli Amanti

傭兵隊長

喬治‧培瑞克（Georges Perec） 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玩字癖——寫過一本沒E字的小說。當然這是雕花小技，詫異一下便算好了。我有興趣讀他，最初是因為知道他跟卡爾維諾一起混過一個名叫文學潛能工坊（Oulipo）的組織。名字型到不得了，再看看我們身邊那些乜乜學會物物協會，你就知道人家的文學創意是潛入生活任何細節裡，裝不來的。據說培瑞克的名氣開始在英語文評界竄起了，但中譯著作一直只有《W或童年回憶》一本，我讀它，是在聽說韋勒貝克也受過他的影響之後。《W》給我印象不壞，只有些每況愈下，太著痕，不夠節制，我對小說結構不對特別敏感，可他的文字卻著實吸引。所以當偉大的行人出版社竟出版《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時，我禁不住也倒抽了一大口涼氣：有得讀了。

其實誰是隊長呢，我本來一無所知，我只知道書稿曾失落三十年，是培瑞克早期給退稿之作，近年重見天日。書裡法文版序中引了培瑞克在被退稿的失落中所說的一段猛厲豪言：「就這樣留著它吧，至少此刻如此。等十年後再拿出來，到時候它會看起來像一部傑作，不然，我在墓中等待一位忠實的註解者在一隻原屬於你的老皮箱裡找到了它，並且出版。」一語成讖，而且此書也著實托得起此等豪邁。

《傭兵隊長》並不偉大，但「偉大」從不是評價小說的唯一標準。此書成於1960年代，既有現代主義式的煩瑣心理描寫，也有新小說的高度戀物式描述，讀來一點也不爽暢。可我還是給他的文字攝住，就咬著牙齦讀完，再讀法文版的長序，才開始弄懂它原來是兩面對著的鏡子。故事講一名贋畫師抄畫一幅名叫「傭兵隊長」的文藝復興畫作，他要以此證明：他的贋畫並不只是複製，而是獨立自足的藝術創造。誰不知最終他只畫了幅自以為失敗之作，他無法忍受自己只能複制別人這個現實，於是，他殺死了長期雇用他畫贋畫的人。

我愈來愈覺得，藝術家的創作自我，跟這個自我為何總是碎裂不堪呢，這都是永恆的小說母題。這個母題，後設，私密，既是自我辨認，也是自我治療，而更不可否定的是，它即使注定跟社會現實缺乏強韌的紐帶，它還是那麼像切膚之刀子，雕刻出書寫者的文學潛能。《傭兵隊長》博雜譎詭，就像兩面鏡子對映照著同一主體，既是自我看見，自我複製，也是在自我複製中遇到鏡中消失點上的無底洞。讀起來，確是暈眩，這是培瑞克最原初的玩字能力。有時我寧可放開一些，不攞苦嚟辛的去啃那些黃金時期的偉大作品，而是輕著身子，在這種小說迷陣裡亂兜亂逛，這就好像硬闖夜場舞池一樣，為的是要吵吵這雙清寧得太久的耳窩。

2015.01.18

Georges Perec：《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行人，2014）

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

我有時會很佩服人類學家，他們的專長是：以最認真的態度，對待最無聊的事。一流的人類學家都是一流的散文家，他們要麼不寫，一寫，就有本事把生活的無聊事寫到花的蕊上、思考的最深處，。Marc Augé 算是法國人類學界的一件翹楚，思想傳承可上溯至 Durkheim、Mauss 和 Levi-Strauss，半社會學半人類學的混種，說明了他有社會學的飛鳥眼，也有人類學的微管窺。此書輕薄，寫巴黎地鐵的三面，歷史記憶、諸孤獨體(solitudes)，和轉線站。他當然不是一般的寫，而是借此地鐵三面呈現一個現代城市的抽象結構，是系統又是片碎，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整體，又是一個主觀客觀化的總體想象。我欣賞的可不是他的腦袋，而是他的眼睛：此書適合搭地鐵時讀，淺白不費腦汁，又可以馬上舉目印證，看看地鐵作為城市的明喻，是否也切合我們所在的某個東亞城市。

2014.12.18

Marc Augé：《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行人，2014）

例外狀態的抗爭暴力 — 「衝」的倫理

「批判」的功用，就是把「常識」重新質疑一次。譬如說暴力吧，我們基本上不會質疑「暴力是錯」這個說法，暴力違法，也有違道德，不論是什麼原因，施行暴力都必須受到譴責。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香港社運文化中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概念：「和理非非」。我之所以說這個概念奇怪，是因為它只提供一種對「暴力」的解釋，沒深究暴力的複雜性，便馬上跳到下一步，爭論「暴力」是對是錯。這也是近年在社運圈和網絡世界裏，區分立場和山頭的主要指標。

立法會的玻璃爆了，暴力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焦點。譴責事件的人論點主要有二：一，衝擊行動給予政府清場口實；二，行動無助將雨傘運動升級。而支持行動的人亦多以如下兩點反駁：一，雨傘運動本來也是由學生硬闖公民廣場開始，清場口實早已夠多了；二，誰也沒料到學生罷課最終會遍地開花，可見能否升級是不可預知的，成王敗寇，人們只會批評失敗者，與行動性質無關。我對捲入這種泥漿摔角口水戰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我們所說的「暴力」，究竟是指什麼呢？

上述兩種立場，可以再分拆出關於「暴力」的兩個問題：一，暴力的正當性如何可能？二，暴力如何實踐公義？絕大部分人之所以譴責暴力，並不是因為暴力本身是錯，而是我們無法從法律和道德原則裏找到其正當性的根據，這是我們對暴力的常識性理解，對於暴力，我們零容忍。可是暴力卻例外地在社會抗爭中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它的前提是：行使暴力必須是以追求公義為目的。在這種情况下，法律和道德原則有時是可以暫時懸置的。依此理解，例如在佔領街道這類抗爭行動中的暴力行為之所以能夠接受，是因為我們暫時不以法律或道德原則來評估這些行為的正當性。

那麼，在抗爭行動裏，怎樣釐定暴力的正當性標準呢？我們可以再細分為另外三個問題：一，如果暴力只可以在追求公義時行使，那麼其限度在哪裏？二，如何衡量它的成效，以保證暴力不會因無法彰顯公義而失去正當性？三，既然必須討論社會抗爭中暴力的限度及成效，我們又如何解決暴力與法律的矛盾，以確保法律無法干預暴力的施行？

我們每個人心裏面都分明知道，雨傘運動在催淚彈的硝煙裏突然誕生的一剎那， 香港的法律突然被懸置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講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也在夏愨道上橫空出世。在阿甘本的理論裏，例外狀態是指一種法律被懸置的社會存在狀態，例如當戰爭或動亂發生，政府可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例如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這時憲法會突然失效，政府可以任意戒嚴、強制徵兵、拘捕和處罰背叛者而毋須經過一般審訊程序等等。阿甘本認為，現代國家正是以例外狀態對人民進行外於法律的統治，並逐步將之納入恆常的統治模式之中。而「暴力」，正是其中的主要統治手段。

今天香港人對於阿甘本的描述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我們絕大部分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和憎恨，皆是來自中共以「維穩」之名把例外狀態恆常化的統治手段。因此，嚴格來說，佔領運動不屬阿甘本式的例外狀態，原因是例外狀態主要是指政府由上而下的統治，而不是下而上的反抗。但更重要的，是佔領運動一向被定性為公民抗命，而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試圖以違法來突顯法律的不公義，它本身就是法律體制下的遊戲，尤其是當抗爭者最終以「自首」或「自願被捕」來顯示他們仍然尊重法律時，法律的幽靈始終在上空盤旋。抗爭者並不僭越「法內」與「例外」之間的界線。

幸好雨傘運動不止是佔領運動。支持以暴力手段將行動升級的人，其實問得很有創意：怎樣把抗爭的戰場從「法內」轉移到「例外」？政府和警方在整場運動的陰招暗招，已清楚說明了製造例外狀態已漸漸成為對付抗爭者的一道辣招，並配以恆常的兩種國家機器（法律和輿論），三管齊下，當權者的統治方式早已進化成一種更當代的模樣了。公民抗命的倡導者常以公義駕馭法律，以道德感召籠絡輿論，但對於例外狀態下的「絕對暴力」——即不在法律秩序下的暴力——卻難以招駕。這也是香港式抗爭長久以來一直處於被動位置的原因。

雨傘運動意外地開啟了一種以例外狀態支撐的抗爭模式。嚴格來說，雨傘運動不是公民抗命，也不是純粹的例外狀態，而是公民抗命跟例外狀態的裏應外合。當愈來愈多人以「勇武」自居，網上也突然湧現大量網絡軍師，大談佔領兵法和捉「鬼」技巧，我們就不難明白，雨傘運動其中一種啟蒙意義，就是叫我們知道，除了法治和社會公義，還必須以軍事邏輯理解社會運動。雨傘運動並不是香港第一次大型社會運動，卻是自一九七○年代學運浪潮退卻以來，我們首次大規範地以軍事邏輯思考社會抗爭的各種可能。

我特別喜歡《孫子兵法》裏的一句話：「兵者，詭道也。」要令政府「奈你唔何」，才有機會主導例外狀態下的抗爭。街道佔領是陣地戰，旨在癱瘓社會；它同時是輿論戰，旨在籠絡民心。而例外狀態的抗爭卻是游擊戰，亦正因如此，其運作邏輯亦絕不能暴露。例如曾經出現在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巨型直幡，它就如「政治塗鴉」和「黑客入侵」一樣，既宣示立場，也跟當權者玩貓捉老鼠，令他們疲於奔命。但更重要的，是事先不可張揚，事後亦不必糾纏於「自首與否」的法律問題上。

所以例外狀態抗爭暴力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做而不說」的邏輯。政府永遠不會承認勾結黑道勢力和選擇性（不）執法，如果抗爭者動輒都宣之於口，豈不失掉跟政府周旋的先機？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並不是暴力的正當性問題，而是如何創造更多創意盎然的抗爭暴力方式，在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暗角裏進行，殺政府一個又一個的措手不及。一味亂衝，或散佈怪力亂神之言，妄圖增加曝光率，俱不是上策。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按照佔中三子的劇本，我們現在會怎樣？可是九二八的機緣是時勢使然，百年一遇，要主動創造例外狀態的時勢，才是讓抗爭永續下去的正途。至於如何創造時勢？對不起，我無先入咸陽之意，請不要問我。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28）

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

我很早就以為金學已開到荼蘼，原來網絡出現之後，江湖仍可變色。《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堪稱骨灰級金學奇書，作者新垣平也自稱「骨灰級金庸迷」，早年蹓躂與「南高登」齊名的「北天涯」，集思廣益，再仗著其深厚歷史知識，竟把虛構的金庸小說集改寫成嚴謹歷史研究。此書奇技博大精深，我只舉其三：

一、考據癖。書從《越女劍》一直寫到《白馬嘯西風》，穿插正史、野史、民間傳說和虛構史實，竟能把金庸小說中所有人和事都鑲嵌在一條連續不斷的歷史線上，上下三千年。我小時候也曾考證過小龍女比楊過年長四年，為此沾沾自喜過幾天，誰想此書竟能把令狐沖和任盈盈的婚期精確定在1514年、俠客島賞喜罰惡令出現在1533年，推敲之嚴密成理，我懷疑連金庸本人也沒想過。

二、武俠世界觀。此書不只是偽武俠編年史，更是偽社會史學研究。書中明確把武俠世界分為幾個歷史時期，宋代是個人時期，元明是門派時期，清代則是幫會時期。還不至此，書中更把武學衰落源起定於「五岳拼派運動」和「俠客島的武俠烏托邦運動」的失敗，而清代中業《連城訣》的尋寶熱導致大量武學高手中毒身亡，武俠世界終於正式滅亡。生活於晚清的李文秀竟成最後的武學大師。其史觀之深博，實在蔚為奇觀。

三、學術翻譯腔。托名而作之舉，古已有之。此書托名於一個叫Dr. Prof. Jean-Pierre Sean的漢學家，連帶書中文字亦刻意模塑出彆扭的學術腔和翻譯腔，什麼什麼「性」此起彼落。更令人抓狂的是那些把中文名稱歐譯後再漢譯的書名人名和武功名，像《江河與湖泊上微笑而驕傲的漫遊者》（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書本與劍的檔案》（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四個邪惡之徒」（「完美邪惡」（prefect evil）段延慶、「全面邪惡」（every evil）葉二娘、「暴力邪惡」（violent evil）南海鰐神和「非常邪惡」（very evil）雲中鶴）；當然還有明教絕學「天地交換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和福州林氏的「邪惡所躲避之劍法」（The Evil-Avoiding Swordplay）……（真是舉例舉到手軟）。其噴飯指數，《通勝》也鞭長莫及。

久未讀過那麼令人痛快的書了。全書四百多頁，沒一頁悶場，笑位亮點之多，不是上面三點可以舉全。把歷史寫進小說，金庸已做得很盡了。而這位新垣平的骨灰級式致敬，卻是反其道而行：把小說寫成歷史。真高啊。

（而我一直自詡甚熟金庸，今日之後，無地自容了。）

2014.11.05

新垣平：《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長江文藝，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