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you hear Les Misérables sing?

妻說電影比音樂劇好，因為她知道了更多的故事細節。我懷疑很多人初看《孤星淚》音樂劇時都有相同的經驗：對那些動聽的歌很有把握，對故事細節卻不大肯定。我知道的第一首《孤星淚》歌曲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認知經驗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卻造就了我那年在倫敦某劇院的山頂上俯視著那個街壘佈景的頂部時，一直留意著歌幾時才會唱。音樂劇的結構總是工整的，歌最後在中場前和最後出現，當群眾高舉自由旗幟，豪情放歌，壯闊波瀾的崇高感很輕易就敲碎了觀眾保持冷靜的最後防線，讓我們這類幸福安逸的現代人，經歷一下革命的浩瀚。我問妻，電影裡的歌你喜歡哪首？她想了一下便說是”I dreamed a dream”，還有”Castle on a cloud”。我即時便想起了演Fantine和Cosette的演員的臉部特寫，感性得不行，很合妻的脾性。可我居然念念不忘那年初看音樂劇時的詫異：那街壘佈景依然宏偉，那一堆革命意象濃郁的歌曲卻比我一向滿以為的單薄得多。於是我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個”Who am I”的音樂會版本，很久以前也曾經分享過。

所以說知道故事細節是很重要的。我唯一一次讀完雨果的《悲慘世界》，是在我第二次看音樂劇之前。那時我才注意到主角並不是革命或孤星，而是一個名叫Jean Valjean的角色。說一句悄皮話，讀《悲慘世界》的過程很悲慘，但這又是我怪癖地好讀長篇小說的徵兆。小說中幾乎只有Jean Valjean才是立體的角色，其他的即使刻劃細緻，也只能算是典型類。而我終於再一次念念不忘小說裡的一個小情節：主教把銀燭台送給剛從他家裡偷了東西的Valjean，然後跟他說：「我的兄弟，從今後，您不再屬於惡，而是屬於善了。」我告訴妻，Les Misérables應是一個關於贖罪的故事，卻沒有告訴她，我差點因為在電影裡再看到這個情節而哭，即使電影處理得有點懶惰。幸好我還有那本一千五百多頁的簡體版譯本，和第二次在倫敦某劇院聽到演員高唱：「Who am I? 24601!」之後，在前台所買的原聲碟。那個囚犯編號確實好嚼，誰會用一千五百多頁來寫一個人如何擺脫一個編號的故事？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大概只有雨果才那麼悲天憫人。

2012.12.29

讀孩子

讀孩子比讀書困難，這是一個跟母語有關的問題。我的母語是文字，而孩子總是在我猝不及防的情況跟我耍皮。比如說哭吧，他的哭只有聲音沒有淚，妻有時會說，孩子的哭聲是有差別的，哪些是餓，哪些是玩排泄，哪些是切切實實的耍皮扭抱，都有一定規律。我們現在的困境全在於，孩子的語法規律跟詩一樣，是沒有的，也就是說，所謂哭的規律，全都是像我這樣不幸的成人毫不科學的假設，失效律遠比成功律高。孩子的哭聲以倒數鈴聲一樣的節奏傳來，而我看到的通常只是他那紅棗色的小吊鐘，像拉丁語系裡的震音一樣，令人心曠神怡。可我還是弄不清他究竟是餓，是玩排泄，還是耍皮扭抱，直至我和妻雙翼齊飛左右穿插，使盡奶樽屎尿片和長期受傷患困擾的強勁臂彎，才把讀出孩子心事的成功律稍為提高。這當然不是一場勝仗，而僅僅是漫長生涯的小糖果，即便堅強如妻，也會為兩小時的綿綿長哭而沮喪半天，她就是突然讀不通，而我也只有暫時替她去讀不通。

於是我只得回到母語的舊路。我開始養成閱讀兒童書的習慣，而書都不在書店的兒童書部或親子書部裡找。比如說《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吧，駱以軍的能耐不是把想像出來的未生孩子寫得頭頭是道，而是他決心把自己寫進孩子的記憶裡，就是連一個最爛佬最神經質的父樣，都逃不過孩子的魔幻之眼。曾經速讀過一些精神分析書，關於兒童精神分析最激進的觀點其實不是口腔期和肛門期，而是兒童精神病的全部根源，都是因為孩子看過父母做愛。我看著胖嘟嘟的那雙小眼，好肯定他還未看過這，卻確定不了他會記得他父親的哪些東西，又或者，在那雙二零一零後的黑眼珠裡，父是如何被扭曲和拼湊的呢。好吧，駱以軍這書確是一本很好的精神分析書，他提醒我，在孩子經過鏡象階段之前，我就早已把孩子當鏡子了。所以呢，生孩子原來是不錯的，撇除帶孩子的必要開支，他便是一本免費的無字天書，而這無字天書也總會在我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跟我耍皮，現在彷似火車汽笛一般的哭聲自遠而近，我還是讀不通。大概是剛才奶後，忘了掃風吧？

2012.12.17

一說政治，就政治了

政治令人鬱悶，因為政治本來就不是美好的東西。聽說有人嫩嫩聲大呼：討厭政治，又聽說有人粗俗地笑談：少關心政治。難道他們都不是如稚童一般愛美厭俗嗎？我知道世上有一隻神獸，牠就是追著你的無知不放，張牙舞爪的一邊噬你，一邊向你怒吼：你前門驅逐政治，政治馬上就在後門闖進來。所以，成長吧，政治動物！不然，你連當一個大人也不配。我一看見這小悄大醜陋的怪獸，也不禁退避三公尺，悄悄繞到牠身後，趁牠牙爪氣焰稍減，便輕拍牠臭臭的屁股，叫道：少來這一套！人家就是知道政治是屎，是臭水，早就沾得一身腥腐，他們不過是想趕快回家洗澡，你就偏偏把他們摔得一個稀稀巴巴，還不忘添上一句：公眾人物！你沒權明哲保身！你一定要嗅清楚政治那屎究竟有多臭，然後大聲告訴大家：來來來，這屎其臭無比，怎樣洗也沒用，大家快來嗅嗅吧。而且，不知臭，不是人。誰敢遠離政治，誰就不是人。

我懷疑政治這東西已夠政治了，還犯得著再去把它政治化嗎？神獸頤指氣使，大概也未注意到牠說的不過意識形態，體制權力，社會不公，而不是政治as such。受著滯悶感的驅使，我在櫃裡找來一本當代哲學書，上面說有分歧便有政治，而共識就是政治結束。這個叫做洪席耶的法國紳士好像在告訴我，最最政治的通常都不在建制裡，而在建制的罅隙之間。政府裡那些嘴臉啖著河蟹，口口聲聲指摘反對者把事情都政治化，那不就是很清楚嗎？至於神獸追打建制，閒來也伸爪狎弄那些有政治潔癖的人，這分明就更政治了。說到底，潔癖頂多是病態，卻不是罪，他們無知，不是不懂建制忘記公義，而是不懂玩那個以分歧為本質的政治遊戲。你說神獸是公義和抗爭的典範嗎？不，牠是政治的典範才對，牠不要共識，牠就是要分歧，好讓牠有繼續頤指氣使張牙舞爪的口實，把一個又一個討厭政治的人拉下屎水。而我只想一身清香地跟人家討論，不是尋求河蟹的共識，而是真理的共識。但當然，還是莫言最好，因為只要一說政治，神獸來追咬你，你就馬上政治了。 

2012.12.11

生死疲勞之事

莫言穿中山裝應該比穿燕尾服好看，而他繼續不談劉曉波。這倒也沒所謂，我對大部份人的政治勇氣都沒有特高要求，文學家也不例外。這幾天他耍出了語言柔道的架式支開了傳媒的追打，而我卻膩在某處的梳化上經歷生死疲勞。起手很高，但前作的痕跡仍然殘留在故事的墨跡之間，都說莫言是一個寫鄉土的人，他的鄉土原型是肉身的痛苦和飢餓，而心靈卻是豪邁狂放。那天莫言得獎的消息傳出，我一邊琢磨此事引起公憤的文化意義，一面狼吞著從未讀過的《紅高粱家族》，一度懷疑自己是在讀一部近現代豪俠傳。《生死疲勞》裡的藍臉單幹半生，本來順理成章是故事裡最清煉的猛角，而莫言居然不為所動，在六百頁的小說大陣中讓藍臉投為老邦迪亞一類的散角，反而發狠地寫一個複雜百倍的輪迴者六道。西門鬧的故事不是輪迴的故事，他的「輪迴」有始有終，也不見得他投生成為大頭兒之後能昇華涅盤，到底不合佛理。反而他始於地主之死，終於千禧兒降生，回首六道故事，就是把一個高密土地上的生人，幻化成六道畜生。相較起來，馬奎斯原來已經很寫實了。

輪迴之事到底是怎樣？佛才知道。而我所知道的就只有那幾隻畜生的豪情故事。但都說莫言是一個寫鄉土的人，他寫肉身的苦難和心靈的豪曠才最拿手，正如人初成驢的恍忽、牛的精猛，而豬十六闢疆為王更是波瀾壯闊。此三世的畜生韌性，甚至是牠們的死態，直迫《檀香刑》中的受刑者，實不是人的肉身所能承受，而莫言竟也寫得刻骨銘心。至於狗小四和大頭兒就不是味兒了。王德威總是狠批莫言虎頭蛇尾，而我卻沒有懷疑他在那四十三天的尾聲裡買不了紙筆，而是知道，他寫鄉土肯定比寫當代好。狗小四是狗奴，在牠那裡，西門鬧——或者《紅高粱家族》裡的余占鰲——的頑石意志已失，而奴狗者的人相荒鬧，可能在余華的《兄弟》裡會淋漓得多。大概莫言根本不屬於當代，他不合時宜，也不懂拿捏應酬別人道德要求的分寸，致令他在這些天裡狼狽不堪。還是不談劉曉波和言論審查好了，寫他大氣滿盈的長篇小說去吧。

2012.12.08

  

圖片來源：BBC中文網

勾結還是合作？——香港殖民史外一篇

大體上， 相對於羅永生另一本著作《殖民無間道》， 這本《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明顯更具學術格局。但我關心的，並非著作是否「學術」的問題，而是理論思想是怎樣被表達的。有些評論稱《殖民無間道》是羅永生的「個人文集」，那大概就是說，儘管書中所收錄的基本上都是嚴格的學術論文，但讀者可能更傾向將這本書讀成是作者的文化批判文字，而非學術研究。事實是，作為一本中文的「個人文集」，羅永生以其相對具批判性的筆觸，展示出他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直接觀察，其中以用「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對《無間道》電影系列所作的比喻性解讀，尤其惹人注目。近年來，香港的後殖民論述迅速衰落，羅永生的說法聽起來頗有銳見，自然很快成為了香港文化圈中的一家之言。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便沒有這樣的魅力了，我十分懷疑，這本由博士論文擴充而成的英文學術著作，到底能引起多少《殖民無間道》的讀者的興趣。然而，把兩書並置比讀是勢在必行的，我甚至相信，沒讀過《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是無法理解《殖民無間道》中的觀點的。當然學術規格較著重陳述和分析，《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仍以「勾結式殖民主義」為主線，系統地陳述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殖民史中的殖民結構。書中指出，「Collaboration」是香港殖民管治的核心精神，同時也是香港被殖民者身分的構成關鍵。書中引述了大量歷史資料，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從傳敎士辦學到政府辦學，在香港的敎育體制中，從來都不是一面向西方殖民者思想直接靠攏，反而是因應當時的中國局勢和香港華人社區狀況進行自我調節，最後建立了一套「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殖民模式。而生活在香港的華人，不論是接受殖民地敎育的本地精英，還是因戰亂而南來的知識分子，亦因著香港的文化結構，而發展出獨特的身分認同形態。

例如，在早期香港的「買辦」（Comprador）文化裡，像伍廷芳、何啟、孫中山等知識分子，一方面深受西方價值所影響，另一方面又保留著濃烈的民族認同，以不同方式為中華民族效命。及後，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翻天覆地，香港又變成了孕育國族觀念的獨特實驗室：這裡是新儒家學者重建中華民族精神的場地，也是各地華僑愛國精神的體現場；同時間亦出現了諸如「左派vs. 右派」、「社 會派 vs. 國粹派」之類的國族爭議、以金耀基和劉兆佳等社會學者為代表的「管理主義」、還有由九十年代一批青年文化研究學者所提出的「北進想像」等思想。在羅永生看來，此等眾聲喧嘩的說法，皆源自香港的「勾結式殖民主義」：不同思想背景的知識分子，抱著迥異形態的身分認同，當遭逢香港這種「夾縫性」（in-betweenness）文化結構，便因時制宜，改造自身的思想，越過了典型的「國 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對立框架，激發出千變萬化的文化想像。這是香港的殖民性特徵，也是香港的國族性形態。

可以看到，在《殖民無間道》中尚未表達清楚的理論框架，在本書中似乎都已一一顯現了。但亦正因如此，我們才發現，在《殖民無間道》中，「勾結式殖民主義」的論述是給干擾了。「Collaboration」本意是「合作」，引伸意才有「勾結」之意。在西方後殖民論述中，「Collaboration」多只取「合作」之意，將之譯作「勾結」，其實是意思著「背叛」和「出賣」。像中國之汪精衛、法國之貝當（Henri Pétain）等，便是背叛國家的勾結者了。但弔詭的是，這原來都只是國族主義的看法，後殖民論述本是立足於對諸如國族主義這類「中心論」（Centricism）的質疑之上，如今把「Collaboration」譯作「勾結」，雖不算是誤譯，卻也是譯過了頭。

在《殖民無間道》中用上了「勾結」這一譯詞，批判味道濃郁，輕易便把《無間道》系列以至香港臥底電影中的政治隱喻，跟電影故事中的有關「背叛」和「效忠」的主題接駁得舒舒服服，讀者馬上便感動起來了。於是，把《無間道》說成是「政治寓言」，這個動作本身已一個香港後殖民性的徵兆了：急於提出一個說法，以解釋我們當下的後殖民狀況。當然，《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中的詳盡敘述已經證實，「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肯定不是一個權宜之說，但這翻譯上的誤差，卻倒令我們無法避開羅永生這本新書，以圖釐清《殖民無間道》裡未臻盡善的分析。

本書結論一章題為「Re-theorizing Colonial Power」，這剛好也是《殖民無間道》的英文書題。羅永生的意思大概是：對於後殖民的問題，我們不只是要問：「理論可以怎麼用？」，而更加要問：「殖民歷史可以怎樣被理論化（Theorise）？」。在過去香港後殖民論述以至文化研究學科裡，總是盡說社會文本中的內部意涵，而忘記了重溯歷史的決定性。至於眾多香港歷史的敘述者，不論是如安德葛（George Endacott）或韋爾什（Frank Welsh）的英國史家，或是如劉蜀永、余繩武、劉存寬等中國學者，史料是夠多了，敘史方式卻又滿有國族偏見。羅永生說，後殖民性是「一種對殖民權力的綜合性歷史和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必須超越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之間的對立」。縱然他不是在寫香港史，但從後殖民研究的觀點看來，比起絕大部份香港史書，這本書的史學價值可能都更大。「後殖民研究」就是要將殖民歷史理論化，好讓我們懂得如何開拓邁向解殖的道路—— 如果我們仍然相信，解殖是在所必行的話。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作者：Law Wing-sang
出版：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2009 年8 月

（《Artslink》2009年11月【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