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結還是合作？——香港殖民史外一篇

大體上， 相對於羅永生另一本著作《殖民無間道》， 這本《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明顯更具學術格局。但我關心的，並非著作是否「學術」的問題，而是理論思想是怎樣被表達的。有些評論稱《殖民無間道》是羅永生的「個人文集」，那大概就是說，儘管書中所收錄的基本上都是嚴格的學術論文，但讀者可能更傾向將這本書讀成是作者的文化批判文字，而非學術研究。事實是，作為一本中文的「個人文集」，羅永生以其相對具批判性的筆觸，展示出他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直接觀察，其中以用「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對《無間道》電影系列所作的比喻性解讀，尤其惹人注目。近年來，香港的後殖民論述迅速衰落，羅永生的說法聽起來頗有銳見，自然很快成為了香港文化圈中的一家之言。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便沒有這樣的魅力了，我十分懷疑，這本由博士論文擴充而成的英文學術著作，到底能引起多少《殖民無間道》的讀者的興趣。然而，把兩書並置比讀是勢在必行的，我甚至相信，沒讀過《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是無法理解《殖民無間道》中的觀點的。當然學術規格較著重陳述和分析，《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一書仍以「勾結式殖民主義」為主線，系統地陳述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殖民史中的殖民結構。書中指出，「Collaboration」是香港殖民管治的核心精神，同時也是香港被殖民者身分的構成關鍵。書中引述了大量歷史資料，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從傳敎士辦學到政府辦學，在香港的敎育體制中，從來都不是一面向西方殖民者思想直接靠攏，反而是因應當時的中國局勢和香港華人社區狀況進行自我調節，最後建立了一套「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殖民模式。而生活在香港的華人，不論是接受殖民地敎育的本地精英，還是因戰亂而南來的知識分子，亦因著香港的文化結構，而發展出獨特的身分認同形態。

例如，在早期香港的「買辦」（Comprador）文化裡，像伍廷芳、何啟、孫中山等知識分子，一方面深受西方價值所影響，另一方面又保留著濃烈的民族認同，以不同方式為中華民族效命。及後，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翻天覆地，香港又變成了孕育國族觀念的獨特實驗室：這裡是新儒家學者重建中華民族精神的場地，也是各地華僑愛國精神的體現場；同時間亦出現了諸如「左派vs. 右派」、「社 會派 vs. 國粹派」之類的國族爭議、以金耀基和劉兆佳等社會學者為代表的「管理主義」、還有由九十年代一批青年文化研究學者所提出的「北進想像」等思想。在羅永生看來，此等眾聲喧嘩的說法，皆源自香港的「勾結式殖民主義」：不同思想背景的知識分子，抱著迥異形態的身分認同，當遭逢香港這種「夾縫性」（in-betweenness）文化結構，便因時制宜，改造自身的思想，越過了典型的「國 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對立框架，激發出千變萬化的文化想像。這是香港的殖民性特徵，也是香港的國族性形態。

可以看到，在《殖民無間道》中尚未表達清楚的理論框架，在本書中似乎都已一一顯現了。但亦正因如此，我們才發現，在《殖民無間道》中，「勾結式殖民主義」的論述是給干擾了。「Collaboration」本意是「合作」，引伸意才有「勾結」之意。在西方後殖民論述中，「Collaboration」多只取「合作」之意，將之譯作「勾結」，其實是意思著「背叛」和「出賣」。像中國之汪精衛、法國之貝當（Henri Pétain）等，便是背叛國家的勾結者了。但弔詭的是，這原來都只是國族主義的看法，後殖民論述本是立足於對諸如國族主義這類「中心論」（Centricism）的質疑之上，如今把「Collaboration」譯作「勾結」，雖不算是誤譯，卻也是譯過了頭。

在《殖民無間道》中用上了「勾結」這一譯詞，批判味道濃郁，輕易便把《無間道》系列以至香港臥底電影中的政治隱喻，跟電影故事中的有關「背叛」和「效忠」的主題接駁得舒舒服服，讀者馬上便感動起來了。於是，把《無間道》說成是「政治寓言」，這個動作本身已一個香港後殖民性的徵兆了：急於提出一個說法，以解釋我們當下的後殖民狀況。當然，《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中的詳盡敘述已經證實，「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肯定不是一個權宜之說，但這翻譯上的誤差，卻倒令我們無法避開羅永生這本新書，以圖釐清《殖民無間道》裡未臻盡善的分析。

本書結論一章題為「Re-theorizing Colonial Power」，這剛好也是《殖民無間道》的英文書題。羅永生的意思大概是：對於後殖民的問題，我們不只是要問：「理論可以怎麼用？」，而更加要問：「殖民歷史可以怎樣被理論化（Theorise）？」。在過去香港後殖民論述以至文化研究學科裡，總是盡說社會文本中的內部意涵，而忘記了重溯歷史的決定性。至於眾多香港歷史的敘述者，不論是如安德葛（George Endacott）或韋爾什（Frank Welsh）的英國史家，或是如劉蜀永、余繩武、劉存寬等中國學者，史料是夠多了，敘史方式卻又滿有國族偏見。羅永生說，後殖民性是「一種對殖民權力的綜合性歷史和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必須超越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之間的對立」。縱然他不是在寫香港史，但從後殖民研究的觀點看來，比起絕大部份香港史書，這本書的史學價值可能都更大。「後殖民研究」就是要將殖民歷史理論化，好讓我們懂得如何開拓邁向解殖的道路—— 如果我們仍然相信，解殖是在所必行的話。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作者：Law Wing-sang
出版：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2009 年8 月

（《Artslink》2009年11月【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