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作家余杰曾經討論過一個捷克式選擇：我們選擇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昆德拉寫過一個醫生，雖然他反對專制，卻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聲明中簽名。醫生的理由是反魯迅式的，他認為思想不能救人，但作為醫生，他確實救過幾個人。哈維爾則親身體驗了這項抉擇。他對「簽名」這行為毫無保留，理由是：簽名體現了知識份子氣節，也是對獄中政治犯的精神支持。我們的異見作家說，這是一個「智慧」與「心靈」的選擇，中國人偏愛前者，而他則是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
我對余杰沒有好感，有時他站的道德之地太高了，高處寒風大，自然吹昏了他發達的知識份子腦袋。為何不可同情昆德拉呢？昆德拉沒有背棄良知，他只是拒絕別人硬加上來的道德。當有人帶上光環，背著荊棘，拿著一份簽滿名字的聲明來到我面前，我可能不是看到一份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是一把刀，架在我的良心上。不簽，良心便被割一下，再不簽，又一下。我的良心將會被宣判沾污。而我只可選擇沉默，我逃避的，不是責任，而是庸俗。這是昆德拉說的話。
但現在呢？昆德拉依然有罪，卻不及哈維爾罪孽深重。他現在的罪名是：販賣鴉片。
只有人才會有罪，鴉片不會。在古代，鴉片是常用的麻醉藥。例如我不幸給人當街斬了六刀，生命懸於一線，你告訴我：鴉片令人麻木，有害的，別抽。你要我勇敢地忍著痛楚，鐵著心，堅著志，手術馬上就會完了。結果呢？我沒失血過多而死，也痛得氣絕身亡了。這才叫做 They can kill us all ，而你卻沒救過一個人。
我們常說，離地者，不懂人間疾苦，不知人性兇險，還假惺惺在問：何不食肉糜？離地者冷漠愚昩，是沒有同理心，沒認清當權者的惡，沒看透受壓迫者的痛。一個溫和的新聞工作者血泊街頭，到底有多痛？我不是問他有多痛，而是我和你到底有多痛。我嗅到的血腥味是在文字和圖片裡，那時雙腿還暖在被窩裡。我不痛。我又怎會痛呢？我跟他沒親，我沒讀過他多少文字。我又怎會痛呢？因為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誰幹的，天網恢恢，為何幹，大家心照。我還要耐著心性去慨嘆我城已死，蝗禍連年嗎？不早就是常識了吧？
衣櫃裡沒有黑衣。煙槍裡沒有鴉片。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果你口中總是掛著良知公義，總會相信人性本善吧？ 反正我就信了。所以鴉片還是不抽白不抽，那不是井，而是血。
當然了，誰都有自己抽煙的手勢：痛哭流涕，高聲指罵，冷嘲熱諷，都是在鍵盤上的英勇也好，或者是殺入西環的壯烈也好，又或是沉默下來，如常生活也好，那些選擇，都非關大是大非。哈維爾從來不罵昆德拉，罵人的，向來只有指指點點的旁人。
人最害怕的，不是強權，不是不義，而是異鄉人的情緒。有天我去到異鄉，那裡的人都興高采烈，似在慶祝什麼的，而我卻無法投入，不在狀態，即使站在慶台之上，聽著炮竹喧鬧，還是愁苦著臉，如奔喪樣。沒有人怪我格格不入，他們只怪我否定他們的情緒，說他們的快樂，是建築在害人的鴉片之上。
有人開始說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了。這個城市有人仍然興高采烈，更多人卻是愁雲慘霧。我不愁，我愁的是別人的愁，居然給其他人嘲諷了。誰沒有嘲諷別人的權利？人所不能的，是將自己的冷漠強加於別人。昆德拉也不罵哈維爾，相反，他尊重他，也承認他們有權選擇自己保持激情，還是保持冷漠。當一個人發現，在這個充滿激情和傷痛的時勢裡，只有自己是冷漠，他可以拒絕簽名，緊閉衣櫃，扔掉煙槍，卻最好不要嘲諷正在抽鴉片療傷的人。那泊鮮血，不是史前的紅旗和坦克，也不是遠方的黑獄和窗花，而是他們的老師，他們的朋友，一個跟他們同困愁城的人。而且那不過半天之前的血案。
我只是傷心時才抽一口文青的煙，而有人卻是抽煙如抽水一般兇狠，抽得心也麻得發黑了。
(按：此文原刊於「主場新聞」。劉進圖被襲後，網絡上出現一些小譟動，此文是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