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兆申的雙程路

有時我懷疑冷戰結構是假的，左與右不過是方便大家想像歷史的說法。不錯的，意識形態是一條光譜，而我們都是在混濁的雜色中緩緩前行，於是所謂六、七十年代的火紅光烈，不過是歷史事件曝光過度的結果，有好一些人，他們當中不乏胸懷大志者，從不站在歷史的亮端，偏偏蟄伏在時空的拐角裡，左顧右盼，都是為了把世態看得更加真切。

比如說古兆申吧。《雙程路》是一部訪談錄，這種文體有著歷史的粗糙感和原始感。在那個年代，文化人好像什麼都懂，也好像什麼都做，有人說過那一代香港人得天獨厚，因為「前面無人」。而古兆申能詩能文，懂藝術，有政治視野，也具文化胸襟，編過中國新詩選，辦過《盤古》和《文美》，迷過毛澤東，去過愛荷華，更到過保釣現場，也曾遠走他鄉。但這似乎都說明不了他是什麼天之驕子。那一代文化人，彷彿都是神話，也彷彿都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一代神話化，但這不恰恰是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嗎？又或者說，這大概是那十多二十年最迷人的地方吧？

我一開始就知道，我只會選讀書裡的某些段落。曾聽說那一代香港文化人都是潛在的國粹派，他們擁抱中華文化，毫不猶疑，也毫無矯飾，問題只是光譜如何切割。古兆申的意識形態不徹底，正是因為他的思想多變駁雜。小思說「雙程路」之意，有東有西，既來且往，我想像，是故在那轟轟烈烈的歲月裡，冷戰二元才是迷思，反而意識形態的猶疑擺度方是時代精神的明細。古兆申說他曾經右過，也曾經左過，底子裡卻始終是自由派批判派，他和他的夥伴——也包括小思在內——每一個人都是一條思想軌跡，交纏一起，就像一條粗大的光纖線，記錄了那個時代沒有被記錄下來的精神生活。

香港之可恨，也在於歷史總是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之下被記錄下來。我把書裡關於六、七十年代的事跡通讀一遍，便放下了書。古兆申後來的事，說崑曲，不是我這年紀所能體會，說文化回歸，也隱然感到一份令人錯愕的脫節。但讀這種史書之好，正在於能從頭體認香港文化的斷層，從而知道我們的思維到底從何而來。

這叫做知識考古之必要。

2013.05.05

《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牛津，2010）

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這本書有一種完全符合「可讀性高」這一原則的敘事風格：報導深入詳盡，故事說得動聽，而更重要的，就是翻出一些不被日常媒體注意的聲音。我一直懷疑，在當代中國裡，這類聲音之多，不借助像本書作者強森這類西方中國通記者的筆，是無法有一個較清晰的圖像。書裡的故事只有三個，一個是中國農民集體狀告地方政府苛徵濫稅，一個是北京百姓起訴市政府強拆四合院，再一個是法輪功修煉者甘冒殺身之險上訪申冤。本來這類關於中國如何腐敗、人民如何悲慘的故事，頂多只夠寫數千字篇幅，便登到報紙雜誌裡的專題報導裡去，而我們也早聽慣聽膩，懶得再深究細節。好在西方記者總是沒我們那麼設身處地，他們更不急於去證明中國體制是否已無藥可救，所以才有心機挖深故事裡早被忽視的細節，然後把幾千字擴寫成一本書。書中娓娓道來和懸擱價值判斷是它的優點，或者有人會把這種寫法說成是報告文學的一種，而我想西方記者的筆並沒有那種濫情，平衡了報導、評論、和以說故事代替抒情這三方面，實在比某些中國式報告文學可讀太多了。

書的譯名是亮點。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多虧這位用心的譯者居然想到了「緩慢革命」這一提法。千萬別以為只有犯法才算革命，依法的人就不搞革命，當代中國最荒謬的地方不是有太多不合法的事，而是執法者有法不依，但百姓卻依然相信法律。在農民苛稅，強拆胡同和鎮壓法輪功這三件事上，受害的人民的抗爭方法都是一樣，就是老老實實地學習法律，老老實實地上訪北京控告政府，然後老老實實地被地方政府以維穩之名剝削打壓。這三個故事之所以驚心動魄，不是因為政府腐敗，而是底層中國人民對法律的偏執和堅持，原來已漸漸成為巨大的革命力量。中國人向來討厭政治，卻十分關心法律，當政治一步一步摧殘百姓的生活，他們也寧可不選擇暴力抗爭，而是堅決地以法律作為申張權利的工具。維權和維穩果然是活寶一對，它揭露了中國體制內部的緊張狀態，而這絕對不是中共行將崩壞的先兆，而僅僅道出了一個政治革命的緩慢版本——「改變」在社會底層發生，從來都是這樣。

2013.01.10

 

《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八旗文化，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