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

我有時會很佩服人類學家，他們的專長是：以最認真的態度，對待最無聊的事。一流的人類學家都是一流的散文家，他們要麼不寫，一寫，就有本事把生活的無聊事寫到花的蕊上、思考的最深處，。Marc Augé 算是法國人類學界的一件翹楚，思想傳承可上溯至 Durkheim、Mauss 和 Levi-Strauss，半社會學半人類學的混種，說明了他有社會學的飛鳥眼，也有人類學的微管窺。此書輕薄，寫巴黎地鐵的三面，歷史記憶、諸孤獨體(solitudes)，和轉線站。他當然不是一般的寫，而是借此地鐵三面呈現一個現代城市的抽象結構，是系統又是片碎，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整體，又是一個主觀客觀化的總體想象。我欣賞的可不是他的腦袋，而是他的眼睛：此書適合搭地鐵時讀，淺白不費腦汁，又可以馬上舉目印證，看看地鐵作為城市的明喻，是否也切合我們所在的某個東亞城市。

2014.12.18

Marc Augé：《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行人，2014）

例外狀態的抗爭暴力 — 「衝」的倫理

「批判」的功用，就是把「常識」重新質疑一次。譬如說暴力吧，我們基本上不會質疑「暴力是錯」這個說法，暴力違法，也有違道德，不論是什麼原因，施行暴力都必須受到譴責。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香港社運文化中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概念：「和理非非」。我之所以說這個概念奇怪，是因為它只提供一種對「暴力」的解釋，沒深究暴力的複雜性，便馬上跳到下一步，爭論「暴力」是對是錯。這也是近年在社運圈和網絡世界裏，區分立場和山頭的主要指標。

立法會的玻璃爆了，暴力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焦點。譴責事件的人論點主要有二：一，衝擊行動給予政府清場口實；二，行動無助將雨傘運動升級。而支持行動的人亦多以如下兩點反駁：一，雨傘運動本來也是由學生硬闖公民廣場開始，清場口實早已夠多了；二，誰也沒料到學生罷課最終會遍地開花，可見能否升級是不可預知的，成王敗寇，人們只會批評失敗者，與行動性質無關。我對捲入這種泥漿摔角口水戰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我們所說的「暴力」，究竟是指什麼呢？

上述兩種立場，可以再分拆出關於「暴力」的兩個問題：一，暴力的正當性如何可能？二，暴力如何實踐公義？絕大部分人之所以譴責暴力，並不是因為暴力本身是錯，而是我們無法從法律和道德原則裏找到其正當性的根據，這是我們對暴力的常識性理解，對於暴力，我們零容忍。可是暴力卻例外地在社會抗爭中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它的前提是：行使暴力必須是以追求公義為目的。在這種情况下，法律和道德原則有時是可以暫時懸置的。依此理解，例如在佔領街道這類抗爭行動中的暴力行為之所以能夠接受，是因為我們暫時不以法律或道德原則來評估這些行為的正當性。

那麼，在抗爭行動裏，怎樣釐定暴力的正當性標準呢？我們可以再細分為另外三個問題：一，如果暴力只可以在追求公義時行使，那麼其限度在哪裏？二，如何衡量它的成效，以保證暴力不會因無法彰顯公義而失去正當性？三，既然必須討論社會抗爭中暴力的限度及成效，我們又如何解決暴力與法律的矛盾，以確保法律無法干預暴力的施行？

我們每個人心裏面都分明知道，雨傘運動在催淚彈的硝煙裏突然誕生的一剎那， 香港的法律突然被懸置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講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也在夏愨道上橫空出世。在阿甘本的理論裏，例外狀態是指一種法律被懸置的社會存在狀態，例如當戰爭或動亂發生，政府可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例如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這時憲法會突然失效，政府可以任意戒嚴、強制徵兵、拘捕和處罰背叛者而毋須經過一般審訊程序等等。阿甘本認為，現代國家正是以例外狀態對人民進行外於法律的統治，並逐步將之納入恆常的統治模式之中。而「暴力」，正是其中的主要統治手段。

今天香港人對於阿甘本的描述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我們絕大部分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和憎恨，皆是來自中共以「維穩」之名把例外狀態恆常化的統治手段。因此，嚴格來說，佔領運動不屬阿甘本式的例外狀態，原因是例外狀態主要是指政府由上而下的統治，而不是下而上的反抗。但更重要的，是佔領運動一向被定性為公民抗命，而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試圖以違法來突顯法律的不公義，它本身就是法律體制下的遊戲，尤其是當抗爭者最終以「自首」或「自願被捕」來顯示他們仍然尊重法律時，法律的幽靈始終在上空盤旋。抗爭者並不僭越「法內」與「例外」之間的界線。

幸好雨傘運動不止是佔領運動。支持以暴力手段將行動升級的人，其實問得很有創意：怎樣把抗爭的戰場從「法內」轉移到「例外」？政府和警方在整場運動的陰招暗招，已清楚說明了製造例外狀態已漸漸成為對付抗爭者的一道辣招，並配以恆常的兩種國家機器（法律和輿論），三管齊下，當權者的統治方式早已進化成一種更當代的模樣了。公民抗命的倡導者常以公義駕馭法律，以道德感召籠絡輿論，但對於例外狀態下的「絕對暴力」——即不在法律秩序下的暴力——卻難以招駕。這也是香港式抗爭長久以來一直處於被動位置的原因。

雨傘運動意外地開啟了一種以例外狀態支撐的抗爭模式。嚴格來說，雨傘運動不是公民抗命，也不是純粹的例外狀態，而是公民抗命跟例外狀態的裏應外合。當愈來愈多人以「勇武」自居，網上也突然湧現大量網絡軍師，大談佔領兵法和捉「鬼」技巧，我們就不難明白，雨傘運動其中一種啟蒙意義，就是叫我們知道，除了法治和社會公義，還必須以軍事邏輯理解社會運動。雨傘運動並不是香港第一次大型社會運動，卻是自一九七○年代學運浪潮退卻以來，我們首次大規範地以軍事邏輯思考社會抗爭的各種可能。

我特別喜歡《孫子兵法》裏的一句話：「兵者，詭道也。」要令政府「奈你唔何」，才有機會主導例外狀態下的抗爭。街道佔領是陣地戰，旨在癱瘓社會；它同時是輿論戰，旨在籠絡民心。而例外狀態的抗爭卻是游擊戰，亦正因如此，其運作邏輯亦絕不能暴露。例如曾經出現在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巨型直幡，它就如「政治塗鴉」和「黑客入侵」一樣，既宣示立場，也跟當權者玩貓捉老鼠，令他們疲於奔命。但更重要的，是事先不可張揚，事後亦不必糾纏於「自首與否」的法律問題上。

所以例外狀態抗爭暴力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做而不說」的邏輯。政府永遠不會承認勾結黑道勢力和選擇性（不）執法，如果抗爭者動輒都宣之於口，豈不失掉跟政府周旋的先機？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並不是暴力的正當性問題，而是如何創造更多創意盎然的抗爭暴力方式，在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暗角裏進行，殺政府一個又一個的措手不及。一味亂衝，或散佈怪力亂神之言，妄圖增加曝光率，俱不是上策。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按照佔中三子的劇本，我們現在會怎樣？可是九二八的機緣是時勢使然，百年一遇，要主動創造例外狀態的時勢，才是讓抗爭永續下去的正途。至於如何創造時勢？對不起，我無先入咸陽之意，請不要問我。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28）

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

我很早就以為金學已開到荼蘼，原來網絡出現之後，江湖仍可變色。《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堪稱骨灰級金學奇書，作者新垣平也自稱「骨灰級金庸迷」，早年蹓躂與「南高登」齊名的「北天涯」，集思廣益，再仗著其深厚歷史知識，竟把虛構的金庸小說集改寫成嚴謹歷史研究。此書奇技博大精深，我只舉其三：

一、考據癖。書從《越女劍》一直寫到《白馬嘯西風》，穿插正史、野史、民間傳說和虛構史實，竟能把金庸小說中所有人和事都鑲嵌在一條連續不斷的歷史線上，上下三千年。我小時候也曾考證過小龍女比楊過年長四年，為此沾沾自喜過幾天，誰想此書竟能把令狐沖和任盈盈的婚期精確定在1514年、俠客島賞喜罰惡令出現在1533年，推敲之嚴密成理，我懷疑連金庸本人也沒想過。

二、武俠世界觀。此書不只是偽武俠編年史，更是偽社會史學研究。書中明確把武俠世界分為幾個歷史時期，宋代是個人時期，元明是門派時期，清代則是幫會時期。還不至此，書中更把武學衰落源起定於「五岳拼派運動」和「俠客島的武俠烏托邦運動」的失敗，而清代中業《連城訣》的尋寶熱導致大量武學高手中毒身亡，武俠世界終於正式滅亡。生活於晚清的李文秀竟成最後的武學大師。其史觀之深博，實在蔚為奇觀。

三、學術翻譯腔。托名而作之舉，古已有之。此書托名於一個叫Dr. Prof. Jean-Pierre Sean的漢學家，連帶書中文字亦刻意模塑出彆扭的學術腔和翻譯腔，什麼什麼「性」此起彼落。更令人抓狂的是那些把中文名稱歐譯後再漢譯的書名人名和武功名，像《江河與湖泊上微笑而驕傲的漫遊者》（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書本與劍的檔案》（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四個邪惡之徒」（「完美邪惡」（prefect evil）段延慶、「全面邪惡」（every evil）葉二娘、「暴力邪惡」（violent evil）南海鰐神和「非常邪惡」（very evil）雲中鶴）；當然還有明教絕學「天地交換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和福州林氏的「邪惡所躲避之劍法」（The Evil-Avoiding Swordplay）……（真是舉例舉到手軟）。其噴飯指數，《通勝》也鞭長莫及。

久未讀過那麼令人痛快的書了。全書四百多頁，沒一頁悶場，笑位亮點之多，不是上面三點可以舉全。把歷史寫進小說，金庸已做得很盡了。而這位新垣平的骨灰級式致敬，卻是反其道而行：把小說寫成歷史。真高啊。

（而我一直自詡甚熟金庸，今日之後，無地自容了。）

2014.11.05

新垣平：《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長江文藝，2013）

給兩歲孩子的信：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

孩子：

現在你還不知道，你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昨晚，我在一片腥風血雨中沒法睡好，一早醒來，便見睡飽了的你。你提起稚嫩的嗓子，叫我一聲：「爹爹，早晨！」便轉身去玩你心愛的玩具巴士。我看着你不足一米高的小身子，卻心繫着那群堅守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世界於你如此遼闊，如此吸引，也如此無法預知，而你仍然可以心無牽掛，在這片我為你準備的瓦片之下，肆意玩樂，撒嬌，學習，直至某日你終於懂得這封信上的每一個字，你會走出家門，去看看這個或者已成荒漠的城市。那時候，我便開始老了。

你生於這個最壞的時代，我應該慶幸。我這一代人，生於七八十年代的安逸，沒真正受過九七的末世焦慮和身分危機所感染，我作為香港人的認同感是如此理所當然，卻又如此脆弱不堪。在我跟那群街頭上的香港孩子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我總慨嘆錯生年代，沒有遭遇到波瀾壯闊，經驗的貧乏感總叫我把人生想像得太輕，或者太重。在我長大以後，香港經歷了一個荒誕的十年，我跟很多人一樣，見證着香港的高速墮落，卻又同時發現，我這一代人的經驗也開始不再貧乏，我們更清楚世界的不公義，也更明白應當如何思考公義的問題。有人會說，這叫「啟蒙」，但像我這樣一個活過這十年香港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所謂啟蒙的經驗還嫌少？一個人不需要過多啟蒙，卻需要在啟蒙過後，找到好好生活的勇氣。

直至我有了你，看着你以我從未想像過的速度長大，我才知道這種勇氣可以從何而來。在這幾個令人繃緊的晚上，當我看着街頭的香港孩子們，以激情和焦慮再為我們開展另一波的香港啟蒙運動，我心裏卻總是記掛着他們的父母。這些父母，大概是四五十歲，或五六十歲吧？他們比我長半輩，卻還不到我父母的年齡。對於這群涉世未深的孩子們的想法和行為，他們會如何想呢？孩子們又會如何看他們的父母呢？很多別人的經驗都告訴我，這個抗爭時代，一方面撕裂了很多父母子女的關係，另一方面卻造就了更多的代際和解。人長大了，老了，不一定變得保守，但會為愈來愈多的包袱而變得自私。而紛亂的時代卻迫使父母不得不面對兒女的叛逆，兒女到底是一面最清澈的鏡子，在他們熾熱眼睛裏，父母看到的不是衝動的孩子，而是懦弱的自己。

這陣子我沒有走到最前線，頂多只是站在遠處旁觀，其餘時間都在過我的日常生活，照舊工作，和照顧你的成長。但其實我恨不得你馬上長大，代我來到這個歷史現場，為理想和真理而戰。就在你仍在襁褓之中，你早就提醒過我﹕我不再年輕了，我的自私和懦弱正隨着閱歷和皺紋緩慢地滋長，卻幸好尚未去到保守的程度。我得告誡自己，為了你，我必須堅韌地守護着敞開的心思和清醒的腦袋，靜待未來世界的新思維和新想像。我最不願看到的，是有朝一日要你要來反對我，是因為我那張保守因循的臭臉。

孩子，我還是禁不住用長輩的口脗跟你說：世道蒼涼，你還沒準備好。但試問，今天仍在街上的香港孩子們，又有誰已準備好？我老是想，我要為你準備什麼呢？我要教你什麼呢？我要怎樣做，才能讓你在這前路茫茫的時代裏好好生活呢？我是讀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裏的批判理論教導我，如何質疑幻象，如何揭露真相，可是當是非黑白已顛倒得難以逆轉，批判理論好像也失去了它的效力。我不是說你不用去質疑幻象，揭露真相，我只是在問﹕你怎樣才能獲得抗拒歪理、捍衛真理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

最近我受時代感召而去讀一本舊書，是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如果到你讀得懂的年紀，還能找到這本書的話，你應該好好去讀。書裏提到一點，就是在面對極權的時候，人民所能夠發揮的最大力量，並不是社會運動，而是真誠磊落地生活。孩子，就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政府欺騙人民，警察再不能保護我們，社會不公處處，極權時代或者就在眼前——但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嗎？當一個社會有好一部分人甘於對不公義視而不見，那就是一種集體虛偽，或者用一個更當下的說法是：犬儒。集體犬儒，才是最可怕的時代徵兆。

或者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還沒有真切體會到「犬儒」的可怕，那不要緊，你只需要明白一點就夠了﹕真誠磊落地生活，就是不說謊，不自私。行有餘力的話，你還可以學習抱不平，把你看到的一切不平事，理直氣壯地說出來。

我真想馬上就教你去讀魯迅，或者卡繆。

你差不多兩歲了，很快你便開始上學，進入這個不完美的教育體制，你馬上會成為一個學生。學生，是現代我們所知道最真誠的反抗主體，所以我和你媽媽冒着人潮和酷熱，仍要帶你去看看金鐘那百年一遇的街頭盛景。那天我把你抱得老高，你的身子又重了，你看着前方的人群和標語，臉上一點疲倦，也有點茫然。我當然知道你還不懂得，但以後你總會問起今天的事。孩子，我應承你，那時我一定會毫不猶疑地告訴你， 這一場在多年後看來只是多年前的雨遮運動，絕不是與你無關的歷史，只因你曾經在場，意義亦不再一樣。而我所能為你準備的，就只有我所知道的故事和真相，是非成敗，承傳與否，你自己一定懂得判斷。

最後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有天我問你媽媽﹕「如果有朝一日，你的兒子堅持抗爭，你會阻止他嗎？」她淡淡然跟我說﹕「到時候，難道我們可以阻止他嗎？」孩子，你要好好長大，我別無他求，只想你做兩件事﹕一、做一個正直的人；二、好好保護自己，別讓你媽媽擔心。我知道這些說法實在老套，但如此當下，卻竟又是如此椎心。

你的爹爹
2014年10月4日
在時代的懸崖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0月5日）

文研十年

1. 系的十年不長，人的十年不短。這十年說難不難，說易呢，又未免太對不起自己的刻苦和憂鬱了。文化研究於我如轟烈愛情，曾愛至死去活來，也曾恨得入骨蝕髓。事後回味總是寬容的，當青春烈焰燒剩灰爐，我還是慶幸有這樣的一個十年，微小的波瀾，像小青苔在我的思想裡黏著，摸它一把，尚算有點質感。

2. 《文化本是平常事》是本科畢業生雜文，像小學的記念冊。人大了，不寫金句，只寫生活的苦。取書後我馬上翻閱，苦澀之味淡然輕撲。我看到不少曾經熟悉的名字，有些人連樣子也想不起來了，很好，這是成長的小遺憾。至於我的文章呢？到底是死性難改，把自己讀理論讀壞腦的習氣臭罵一頓。

3. 我說那是自己的叛逆性，別人都是改寫自己的碩博畢業論文，而我偏偏把昨日的我棄如敝屣，硬要編輯容我另寫一篇。《感／觀日常》收了我寫也斯及其文化理論的新論文，題為〈香港文藝場域的文化邏輯——以也斯為例〉，自忖寫得有點不慚，這可不壞，那是書寫者應有的志氣。但最奇怪的是文中的「我」都忽然變成「筆者」，我向編輯查問，編輯抓爆了頭也不明所以。向來恨透「筆者」一詞，寧可把所有以「我」為主語的句子都改為被動式，也不要寫這種懷鬼中文。我不是筆，這次卻陰差陽錯被物化了。

4. 昨晚是新書發佈暨學系十周年晚宴。一晚之內遇見了不少故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著，感覺很好。都說這十年不易過，這些朋友都曾替我的生活添過一筆，哪怕只是雪泥鴻爪，我還是要把他／她們銘記在心。

5. 兩本書都很好看。說真的。

2014.6.14

《文化本是平常事》（Kubrick，2014）
《感／觀日常：跨文化研究讀本》（進一步，2014）

黑衣、鴉片與簽名

關於黑衣和鴉片，我想起一個故事。

異見作家余杰曾經討論過一個捷克式選擇：我們選擇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昆德拉寫過一個醫生，雖然他反對專制，卻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聲明中簽名。醫生的理由是反魯迅式的，他認為思想不能救人，但作為醫生，他確實救過幾個人。哈維爾則親身體驗了這項抉擇。他對「簽名」這行為毫無保留，理由是：簽名體現了知識份子氣節，也是對獄中政治犯的精神支持。我們的異見作家說，這是一個「智慧」與「心靈」的選擇，中國人偏愛前者，而他則是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

我對余杰沒有好感，有時他站的道德之地太高了，高處寒風大，自然吹昏了他發達的知識份子腦袋。為何不可同情昆德拉呢？昆德拉沒有背棄良知，他只是拒絕別人硬加上來的道德。當有人帶上光環，背著荊棘，拿著一份簽滿名字的聲明來到我面前，我可能不是看到一份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是一把刀，架在我的良心上。不簽，良心便被割一下，再不簽，又一下。我的良心將會被宣判沾污。而我只可選擇沉默，我逃避的，不是責任，而是庸俗。這是昆德拉說的話。

但現在呢？昆德拉依然有罪，卻不及哈維爾罪孽深重。他現在的罪名是：販賣鴉片。

只有人才會有罪，鴉片不會。在古代，鴉片是常用的麻醉藥。例如我不幸給人當街斬了六刀，生命懸於一線，你告訴我：鴉片令人麻木，有害的，別抽。你要我勇敢地忍著痛楚，鐵著心，堅著志，手術馬上就會完了。結果呢？我沒失血過多而死，也痛得氣絕身亡了。這才叫做 They can kill us all ，而你卻沒救過一個人。

我們常說，離地者，不懂人間疾苦，不知人性兇險，還假惺惺在問：何不食肉糜？離地者冷漠愚昩，是沒有同理心，沒認清當權者的惡，沒看透受壓迫者的痛。一個溫和的新聞工作者血泊街頭，到底有多痛？我不是問他有多痛，而是我和你到底有多痛。我嗅到的血腥味是在文字和圖片裡，那時雙腿還暖在被窩裡。我不痛。我又怎會痛呢？我跟他沒親，我沒讀過他多少文字。我又怎會痛呢？因為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誰幹的，天網恢恢，為何幹，大家心照。我還要耐著心性去慨嘆我城已死，蝗禍連年嗎？不早就是常識了吧？

衣櫃裡沒有黑衣。煙槍裡沒有鴉片。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如果你口中總是掛著良知公義，總會相信人性本善吧？ 反正我就信了。所以鴉片還是不抽白不抽，那不是井，而是血。

當然了，誰都有自己抽煙的手勢：痛哭流涕，高聲指罵，冷嘲熱諷，都是在鍵盤上的英勇也好，或者是殺入西環的壯烈也好，又或是沉默下來，如常生活也好，那些選擇，都非關大是大非。哈維爾從來不罵昆德拉，罵人的，向來只有指指點點的旁人。

人最害怕的，不是強權，不是不義，而是異鄉人的情緒。有天我去到異鄉，那裡的人都興高采烈，似在慶祝什麼的，而我卻無法投入，不在狀態，即使站在慶台之上，聽著炮竹喧鬧，還是愁苦著臉，如奔喪樣。沒有人怪我格格不入，他們只怪我否定他們的情緒，說他們的快樂，是建築在害人的鴉片之上。

有人開始說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了。這個城市有人仍然興高采烈，更多人卻是愁雲慘霧。我不愁，我愁的是別人的愁，居然給其他人嘲諷了。誰沒有嘲諷別人的權利？人所不能的，是將自己的冷漠強加於別人。昆德拉也不罵哈維爾，相反，他尊重他，也承認他們有權選擇自己保持激情，還是保持冷漠。當一個人發現，在這個充滿激情和傷痛的時勢裡，只有自己是冷漠，他可以拒絕簽名，緊閉衣櫃，扔掉煙槍，卻最好不要嘲諷正在抽鴉片療傷的人。那泊鮮血，不是史前的紅旗和坦克，也不是遠方的黑獄和窗花，而是他們的老師，他們的朋友，一個跟他們同困愁城的人。而且那不過半天之前的血案。

我只是傷心時才抽一口文青的煙，而有人卻是抽煙如抽水一般兇狠，抽得心也麻得發黑了。

(按：此文原刊於「主場新聞」。劉進圖被襲後，網絡上出現一些小譟動，此文是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