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說，單車客必須把單車前轆拆掉才能上車，早有單車團體指出，手推一輛健全單車，不會比一手拿前轆一手拿車身更危害乘客安全。我不騎單車，較影響我的可能是我要在車廂裡偷偷摸摸地吃一個作為早餐的麵飽（又不是吃湯麵或榴槤！）；還有原來替小孩量身高的一米長頸鹿，被無聲無色換成95cm的猴子，並刪去三歲收下免收車資的字樣（小兒三歲未到，身高已過95cm了。而在不少地方，未來三五年他都不用買票）。
對於這些無聊規矩，我不打算花很大力度去批評。我只覺得，如果一個城市的地鐵只有這類事情給當地人記得，其實是很可悲的事。幸好我們的地鐵不是經常都如此冰冷，它尚有很多溫熱如家的時候。1980年，地鐵通車第二年，陳百強推出了一首名叫《幾分鐘的約會》的歌，歌詞頭幾句是這樣的：「地下鐵碰著她／ 好比心中女神進入夢／地下鐵再遇她／沉默對望車廂中」一曲穿透了很多人的愛情記憶。此曲後來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後都曾被翻熱過，至今聽來，雖然詞風已舊，跟網絡世代的愛情觀也沒太大抵觸。
我們在地鐵月台上等待愛侶，跟她／他靠在車廂玻璃前親熱，無視旁人側目和手機鏡頭。或者我們不去偷看他人私穩，把頭頸低到手機屏幕前，跟他人保持世界最遠的距離。又或者我們該把手機換成《紅樓夢》、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再次無視別人的怪異眼光（這次該沒手機鏡頭了）。從地鐵路線的拓撲圖來看，地鐵是個由點和線構成的網狀社會場域，我們遵守港鐵附例進入網絡，乘列車在城市空間裡轉移。但我們總是沒有移動之感，反覺被困在一個封閉空間裡，（被逼）跟一大群陌生人（乘客）共同生活。我們經常選擇孤獨，避開他人的眼和臉；我們帶上手機和書，視線卻不由自主地偷看著：一個坐在關愛坐的年輕人和一個撐拐杖站著的老人，一個給母親大罵嚎哭的小孩，一個素未謀面卻一見鍾情的純愛客體……
我不是要把地鐵寫成浪漫故事的場景，而是要將地鐵放回思考桌上，考察它怎樣編織我們的社會生活和集體記憶，同時感受它僅存的熱情。法國人類學家馬克‧歐傑（Marc Augé）在1986年出版過一本名叫《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Un ethnologue dans le metro）的小書，二十二年後的2008年，他又出版了續篇《重返巴黎地鐵》（Le Métro revisité），兩書跨度巴黎地鐵的兩個世代，記載了一個老巴黎怎樣透過地鐵重構自我跟城市、社群與生活之間的關係。
在城市研究範疇裡，歐傑頗有盛名。他最著名是提出了「非地方」（non-lieu）的概念。一般而言，「非地方」是指城市裡一些無歷史感無地方的空間，例如大商場、新式車站、高速公路等，常遭城市愛好者唾棄。而歐傑卻頌讚「非地方」的非象徵化特質，正在其於缺乏既有歷史也無特定認同方式，「非地方」才有被不斷修改，生產和配置的可能。
作為「非地方」一種典型的地鐵，它的冷酷不過是常給我們放大的面貌，對歐傑來說，巴黎地鐵的熱情幾全來自他視地鐵為社會縮影的生活經驗上。例如， 他童年時經常在某一條地鐵線上漫遊，線上每個站名都背負著一段巴黎城市歴史，但小歐傑卻按個人回憶去辨認這些車站：某站是祖父母的居所，某站是有他十分喜愛的公園，等等。對歐傑來說，由漫遊和個人回憶繪畫出來的地鐵圖，是他進入社會化過程的印記，城市人每天都搭地鐵，生活中每個節點，學校、工作、朋友、家庭，都必定會跟某些地鐵站掛勾。
用歐傑的話，地鐵線就如掌紋一樣，是一些彼此交匯的線，一段段來回往返的路程，岔口和轉車站。進入地鐵，不只是進入一個當下城市的場域，更是進入一個複雜的社會複合網，其中有你自己的全部生活記憶，也有他人的，然而你跟他人的記憶並不完全重叠，也不互相平行，而是像地鐵線與地鐵線的關係一樣，在某個轉車站上，你跟他人終會相遇，然後再次各行各路。
所以地鐵是「整體社會事實」（un fait social total）的一個隱喻。曾深受人類學大師牟斯（Marcel Mauss）和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啟迪的歐傑，認為地鐵所展示的社會性格，就是一種低度的集體認同：我相信我跟他人同屬一個社群，同時我亦無法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孤獨感。歐傑以「複數的孤獨」（solitudes）來描述這種現代社會的弔詭。在地鐵裡，人們聚集，彼此接近，大家都依循著地鐵的法規共同經驗和行動，直如節慶儀式一般。但這種儀式性的集體經驗短暫又不穩，我和他人互相防備，各自保留自己的私密想像，節慶的共同感實際上並不存在。
歐傑說：「再沒有任何東西，比個人的地鐵路線更加的主觀，但同時，也沒有任何東西比地鐵線更具有社會性，不只因為地鐵線是在一個過度符號化的時空裡展開，更是因為在地鐵裡展現的主體，在不同情況下給予地鐵定義的主體，讓主體就像整體社會事實一樣，將自身發展得更為完整。」（《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頁81。）
我在1985年開始搭地鐵，跟歐傑初寫巴黎地鐵只差一年。那時我住在維園附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一座名叫「銅鑼灣裁判司署」的殖民地古典建築，但那裡卻常被人稱作「北角」。後來裁判司署給拆卸了，換成一座龐然很多的栢景臺，地下則變成地鐵站。從此這區就有了一個新名字：天后。所以我很能體會歐傑說地鐵作為社會整體事實的意思，因為地鐵於我，恰恰是一個社會化的起點，我有了新的地區身份（天后人），目睹了城市空間的士紳化，亦被渡進了一個需付費和被規範的地鐵網絡。我的社會生活便依著港島線順藤摸瓜。
亦正因如此，當我讀到歐傑廿二年後續寫《重返巴黎地鐵》時，卻遭遇到巨大的脫節感，我不禁也有種類似的垂老之慨。在他筆下，巴黎地鐵就如波特萊爾詩句裡的拱廊街，是現代性的一張剪影。然而廿二年間，時代加速，當現代世界跨過千禧年，不居和永恆間相互辯證，他發現地鐵已悄然變得奇觀化了：票務員退場，站內永遠在施工，免費報紙的流動消失，換成了鋪天蓋地的電子廣告，光鮮無礙的通道和出口，還有效率，舒適，自動化，貧乏和奇異感。
歐傑最後總結說：「我在地鐵裡發現的是，青春、貧窮和現代性的怪異結盟。」（《重返巴黎地鐵》，頁98。）此書成了他個人的回憶錄，一個人類學家的普魯斯特式書寫，孤獨感自複數集體的內在間隔裡蔓延開去， 在新世代的陌生洪流裡，追憶那個巨大的「前—後現代」（pre-postmodern）社會隱喻。
在掩卷當下，我正好在地鐵車廂裡，眼前是個攜著兩孩的母親，一邊餵哺小兒，一邊督促長女做功課。過去關於香港地鐵的全部印象突然一哄而上，管理主義，奇觀社會，公共生活，文藝交託，一概能在地鐵裡找到蛛絲：我們得在地鐵裡好好觀察自己，同時扮演土著和人類學家的角色。
（文：鄧正健）
（原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月24日）
著：馬克‧歐傑
譯：周伶芝、郭亮廷
出版：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
《重返巴黎地鐵》
著：馬克‧歐傑
譯：周伶芝
出版：行人文化實驗室，2015
